真实故事：过度放纵付出巨大代价，成也萧何败萧何
他是一个明星，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突然入狱，改变了他的一生。入狱的原因如果放在今天，顶多是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事，双方都是未婚，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放在20年后，他那事根本就不算事。
他出生在1958年，黑龙江哈尔滨市人，父亲是一名警察，他从小被严格管教，他的愿望也是长大后成为一名警察。
他从小就是帅哥一枚，少年时期就很英俊，是很多女孩子的梦中情人，直到今天可能还是，很快，初中毕业后，奶油小生的长相加上天生的表演才能，他开始考虑从事演艺工作。
正好此时长春电影制片厂招收演员，他经过老师的推荐后报名，通过层层筛选，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培训班的学员。
当时是70年代，社会上还在崇拜军人，喜欢那种英武强壮的男性，他却是儒雅温柔的另类，也就是因为这个另类，让他大受女性观众的喜欢，他的事业非常顺利。
1973年，他经过短期的培训，便参加拍摄实习电影《艳阳天》，又参与拍摄电影《创业》开始被人关注，那年他才16岁。
1977年，十九岁的他又参加了影片《暗礁》的拍摄，英俊潇洒，面如温玉，演技高超迷倒了一大片女观众。
他事业的巅峰是电影《小字辈》，他的表现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演员，1980年《小字辈》获的文化部优秀电影奖，这含金量大大高于今天的金花奖和百花奖了。也就是凭着这部影片，他获得“优秀青年演员创造奖”。
随后几年，他的事业越来越好，以他被捕的1983年来说，当年在电影《顾此失彼》《潜影》《夕照街》和《最后八个人》等多部电影中担任主演。此时，他才25岁，却已经红透半边天了，他自己回忆：
“那时候只要外出，肯定会被人包围，电影《创业》拍完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时候的电影院，每个月都有我的戏，比如大众电影月月有我，还有《夕照街》拍完后，82年我又去南京制片厂拍《月到中秋》。当时我们演员和今天不同，都是半军事化管理，拍戏期间和外界都不接触，很少外出。不过因为名气太大了，人怕出名嘛，你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你，那时候人很淳朴，也没有签名合影这一说，都是围着你跟着你，看你，就像看猴儿一样指指点点：‘快来看呀，这是明星哎，’‘哇，是的啊，真的啊，好帅’”
除了普通影迷之外，他每到一处都会引起社会精英阶层的热烈接待，吃饭请客是寻常事，更有各种高规格的接待，当时很多高干子弟也很迷他，他们是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不同，非常优越，可以接触到老百姓接触不到的事物，享受着很多老百姓享受不到的待遇。
他和这些高干子弟混在一起，时间不长就出事了。
以下是他的自述：“有一件事导致了我后来一生的转变，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来南京演出，我也在南京拍戏，当时特别高兴，弄到两瓶茅台酒，大家一起聚聚，玩的不亦乐乎，他们演出结束要走的时候跟我说，小迟，能不能找几台车送送我们？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还有去车站的。可那时候没有私家车，所有的车都归机关单位的，我去哪找车？可是我这个人又很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我找到当时组织上安排给我开车的司机，他是省委小车队的，可是一台车明显不够，司机很机灵，说你要借车，那肯定有人愿意的，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吧，区领导的女儿。”
就这样，我认识了比我大十岁的大姐，这位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俊秀。一说这事儿，她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她说：“哎呀，我还真想和那谁见个面，拍个照片呢，能介绍吗？”我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那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回来就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五辆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的把人送走了。
我很高兴，感觉倍儿有面子，我特别感谢这位大姐，要请她吃饭，大姐是军人，很豪爽，跟我说：“不用客气，能认识你也是我的荣幸，大姐请你！”她拉着我和司机去她家里吃饭。
我们三个人喝了一整瓶的洋河大曲，虽然我是东北人，可是特别不能喝酒，每次都得喝高，并且爱逞强，当然了，也是为了表达谢意，人家大姐给你长这么大的面子，请你喝点酒算什么呀，人家请咱吃饭，就算咱是明星，但人家还是首长的女儿啊。就这样，不能喝加上高兴，我喝多了，喝多了不要紧，大姐她是离婚的女人，家里只有她一人，她看着我喝的实在走不动了，就不让我走，非让我住她家，她把我扶到房间，我只记得司机朝我挤眉弄眼了半天，我当时昏昏沉沉的，一个劲儿的想吐，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司机先走了，我也没有多想，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可谁知道没过多久，大姐就钻进我的被窝。
说句心里话，我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既新鲜又渴望，也没有拒绝，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又在酒醉中，一开始完全不得要领，只觉得，怎么这么难受呀？她就给我按摩，后来还给我热了一杯牛奶，安慰我。
他后悔啊，在这之前，他还是个处男。他有个空姐女友，可那个年代，婚前性行为就是耍流氓要被判刑的。
他曾写道：“许多年过去了，我与大姐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一直羞于告诉她，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当时开不了口，我这人要面子，说出来太丢人了。关于大姐，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以流氓罪判刑以后，她也被军事法庭审判，同样是判处的流氓罪，服刑一年开除军籍。”
而这件事后，他开始有了变化，他毕竟是年轻人，又是初次尝到性爱和另一种生活，他很快陶醉了，发生这件事以后，他跟大姐就拉近距离了，他们一伙人经常待在一起跳舞，都是高干子弟，那时候的风气还是不允许跳舞的，但他们经常跳，有时候还跳贴面舞。今天你家，明天她家，到了就说，跳舞吧，于是音乐一放窗帘一拉，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就跳上了。
“后来听说有邻居举报我们，把我们说的很难听，说我们借跳舞群交，一大堆男男女女拉着窗帘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甚至说我们跳光屁股舞！我发誓，我们只是跳贴面舞，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千真万确。”
不过，很快他就有了第二个女人，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我们这里叫她小乔吧。
“小乔很迷恋我，也是领导的女儿，比我小一点，她是我的影迷，之前很迷恋我，一直跟我说，真没想到能跟你一起跳舞。两支舞跳完以后，她借贴面的时候在我耳边说：‘明天去我家吧，我家里没有人，就我自己。’我当时记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突突突的，在胸腔内狂跳不止，好像随时都能跳出来一样，在跟大姐发生过那一次以后，我已经不再是懵懵懂懂的少年了，所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心里又渴望又害怕。当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早就醒了，坐立不安，就盼望到中午约定时间赶紧到来。背着剧组所有的人，我就像客户一样，来到了我们约定的鸡鸣寺附件的公交车站，她已经在那等我了，一见面，她就一把拽着我的手，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说，我紧张的连她家什么样的房子都没记住，她紧张的程度也不亚于我，我们两个人的手都在发抖，门一开，刚进去她就抱住我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滚到床上去的，现在回忆，都是紧张，没有幸福。”
“脑子一片空白，这姑娘也是第一次，就是感觉非常快，完了以后就像不认识一样，感觉非常不好意思，我也不敢看她，就要走。她不让我走，说要给我做饭吃，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很别扭，我们之间也只有那一次，最后，我还是像逃跑一样走了。”
“我现在开始懂得男人，过去的后悔了不敢面对，只能逃跑。”他自述。“尴尬紧张，好像害怕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事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小乔判的比我都重，她判了五年。”
他跟这些高干子弟一起混了几个星期，同大姐和小乔发生关系都在一个星期里，他后来管这个星期叫：黑色星期。
为了这个星期，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渐渐的对这种上层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的进驻，但周围环境仍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等等，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生活中能够到的东西，当时在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但对于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分明感受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自由而新潮的愉悦。他说：“其实我不风流。我挺朴实的，比较善良，但我在感情上把握不住自己，我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懂拒绝。”
在特定的年龄段，一个涉世未深的壮年小伙，生理上确实有需求。
就这样，因为借车跟这些人混了一个星期，他要回去拍戏了，因为那才是他的工作，很快，他就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他们拍戏是半封闭的，比较严格，那是什么年代啊，那时候谈恋爱是要向单位打报告的，组织不同意，就不允许谈恋爱，而且不到22岁，不允许谈恋爱，按照现在的话说，他那一星期发生的事，叫艳遇。
一个多月以后戏拍完了，他离开了南京，当时是1983年，正是第一次严打的高潮时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成了这次严打的重要成果。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严打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天拍完戏，我正和同事在宾馆玩牌，突然有公安干警来敲门，平时和善的干警此时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我当时还开玩笑，这咋啦，谁得罪你了。但他没搭话，就让我出去一下。”
他还没有出门，就一探头，一走廊的公安穿着齐刷刷的蓝制服，红领章，一大排，他的脑子一下子闪现到南京的事，果然，开头的民警告诉他，他们接到了南京方面的电话：拘捕他。
他1983年被捕，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1983年严打期间，有一句口号：可抓不可抓的，坚决抓；可判不可判的，坚决判；可杀不可杀的，坚决杀。
他运气不好，撞到枪口上了。他回忆说：“当天就把我投到了县看守所，一个小土房子，地上都是草，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了，一个戴着手铐，一个在地上坐着，到处都是臭烘烘的。”
他当时从高档宾馆一下子到那里，根本不能接受，一下子懵了，他当时觉得自己有多丢人？恨不得一头撞死。当天，他听说了同一间屋里的两个人，一个因为多次偷看女厕所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个强行搂抱女青年，叫猥亵，判了四年。
他一想，完了，按照他的罪行，可能就要枪毙了，那时候男女关系太高压了，他的心里没有底。不过警察对他还是挺好的，回宾馆帮他拿回了牙刷，甚至把宾馆的被子都给他带来了，没见过待遇这么特殊的犯人。吃饭的时候，一大桶地瓜煮的稀饭，另外两个人跳下来就吃，可他一口都咽不下。最后他俩全吃了。
他给民警要了一根烟，就这么熬了两天，第三天，南京那边来人了，他被持枪的武警押解着去南京，一路上带着手铐，众目睽睽，都认识他，就连武警都说：“哎呀，我们从来没有押解过明星，这次算是长见识了。”在火车上，三个武警把钱弄丢了，还是他出面，找到列车长，告诉他出差钱丢了，车长一看:“哎呦明星啊，赶紧安排卧铺，这四个人的车票都不要钱。”
等到法庭上，他知道了，抓他是因为跳舞，跳舞就是流氓，他们一起跳舞的都被抓了，要命的是，每次问他们，跳舞的还有谁？大家第一个说的都是他。这下，他成了领头的人。公安局的人告诉他：“你要主动交代，等到别人说出来你就被动了，前几天你爸爸来了，你不讲实话，对得起你爸爸吗？”
他以为没有多大事儿，就坦白从宽，一股脑的都交代了。其实说白了真没多大事，就是聚众跳舞，何况涉案的都是高干子弟和明星。公安局就想低调处理，释放他回去接受单位的纪律处分就行了，可是没想到，一篇报道，改变了一切。
过了若干天，某大报社的记者谎称是公安局上级来了解情况。提出采访他，他听说是上级，就想着怎么贬低自己就怎么说吧，做了一大堆深刻检讨和自我批评，什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奢华生活等等。没想到这些话到了记者手中，全部变成了他的罪行。
这边法院还没宣判，那边报纸就出来了，报纸上的大标题：荧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文章还杜撰他如何把天真无知的姑娘在红旗车中聚众yin乱，甚至长时间轮jian.
报道一出举国哗然，“原来他是这样衣冠禽兽的人”，“这样的人还留着干什么？赶紧枪毙！”等等类似的声音。
其实文章出来之前公安局已经试图低调处理，他们给他的单位打电话：案子没有受害者，顶多是生活作风问题，你们回去好好教育。当时的保卫处处长刘世荣接到电话之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的赶到南京，可是就是这么巧，就要接他出来的时候，新闻报道就出来了。好家伙，短短一天时间，全国各地的电话都打到南京公安局。声音都是：“像他这样的败类，社会毒瘤，肮脏的人，你们怎么还不枪毙？”“我们在等着公审枪毙”等等。
这样的电话不停的打到公安局，打到省委省政法委。公安局没有办法，不敢再放人。最后，他一起跳舞的人，全部按照流氓罪论处，包括女孩子，迟志强曾经上诉，可惜被驳回了，维持原判，不然全国人民不答应啊。
他说：“很多事情是我到劳改队才知道的，报纸也是后来才看到的，读完以后，我把它撕了粉碎，那个时代，什么都没用，在人民心里，报纸就代表官方立场。”
后来他就开始了牢狱生涯，全家，甚至女友也被严重打击，一开始真正想死的心都有了。迟志强已经有个空姐女朋友，这下也吹了，女友的父母气的要命，冲到他父母那里大骂：“你们家养了畜生，害了我家女儿.”
对他，他们是太失望，太伤心了。不过，幸运的是，他入狱半年，女孩就嫁人了，嫁的原因就是追求她的小伙子告诉她，不追究你跟他谈过恋爱的事情。
他在监狱的遭遇和普通犯人不同，在劳改队，他干活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煤矿的采石场把山上巨大的石头运下来，由他们砸成小块，砸的虎口很疼，他一边干活，一边掉泪，煤炭的脸上经常刷出两道白的泪痕，他希望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摆托内心的痛苦。
他在狱中立了三次功，当时他的信念是回到演员队伍当中去，80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职业都很珍惜，更别说是个演员了，他坚信自己是个好人，他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因为表现良好，他提前出狱了。出狱之后的生活非常艰难。他很茫然，盼着自由和新生，真到了这一天，该去哪呢？
长春电影制片厂很爽快的接受了他的归来，但是说明了：回来之后不能马上进剧团，得下放到车间过渡一下。其实，这是一条最难的路。以前的好友每天都在眼前晃来晃去，他只能戴着墨镜，不敢打招呼，他们在拍戏，他拉个大车这家送煤，那家盖房子，刮沙子抹墙，做一些临时工作，他也能适应。当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强子，好好干”，他是感激的，是很有才的，有一天他嘴里哼哼唱着他在狱中写的歌曲：“铁门呐铁窗铁锁链...”被单位影像公司的人听到，就说“不如录个磁带吧”。他有点心虚，感觉登不上大雅之堂，单位说没事。
录完之后，他就没当回事，跟着李幼斌去了唐古拉山，等到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自己的创作在全国大火起来。
电影世界创刊35周年，我也去了，当主持人爆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某某某”，现场的人沸腾了，钱都往台上扔，大学生打出条幅：“某某某，我们爱你！”他走到台上，整整5分钟没有说出话，后来他每唱一句，台下就欢声雷动，自然而然就唱不下去了，后面轮到毛阿敏上台，可是她根本上不来，观众不让她上，不让他下台，就乱套了。
很快，他的囚歌系列遭到了批判和质疑，于是这一歌曲在一年的时间从大热到大冷，被人们说的一无是处。这一次，他真的心灰意冷了，决定彻底离开舞台。后来他和一位杭州的姑娘结婚。下海经商开了酒店，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最后，他嘲讽的说：“这个世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如果我晚生20年，我一定不会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