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孚忠孝难两全的尴尬人生路

原创

忠孝难两全，是古代体制内文臣武将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和平时期相对容易解决，可与父母同住，可请假探视，父母去世也可丁忧回家守丧。战争时期就会出现两难，是沙场拼杀，为国尽忠呢？还是避乱家乡，为父母尽孝呢？

无论选择哪种，都相应地会产生对另一种的愧疚。为国尽忠，愧疚于父母；为父母尽孝，愧疚于国。难就难在这里。

明代固守北京，打退蒙古瓦剌人进攻的功臣于谦曾写过一首诗《立春日感怀》，诗中就抒发出这种两难的愧疚：

年去年来白发新，匆匆马上又逢春。

关河底事空留客？岁月无情不贷人。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

孤怀激烈难消遣，漫把金盘簇五辛。

相信大多数人在两难之中会选择尽忠，这类人也得到大众和朝廷的肯定，比如在民间大众口碑中经久不息的对岳飞精忠报国的赞誉。比如清廷对放弃为母守丧，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褒奖。

也有选择尽孝的人得到赞誉，最著名的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

伍子胥是楚国人，其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为报此仇，他投奔吴国，先是引见刺客专诸给公子光，以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即吴王阖闾，然后带吴军伐楚，攻破楚国都城郢都。此时楚平王已死，继位的楚昭王仓皇逃跑。伍子胥掘开楚平王坟墓，挖出尸体，鞭尸三百。

按现代观念来看，伍子胥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勾结外国势力颠覆母国的卖国行为，典型的“楚奸”，为啥他掘坟鞭尸的行为却得到后世的赞誉呢？就是因为他为父兄报仇的行为基础是尽孝。那时认可血亲复仇，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报了仇，会得到社会的赞誉，不报仇，反而会被耻笑。

顺便说一句，学习历史一定要回到当时的环境里以当时的三观去思考当时人的行为和思想，不然就难以理解一些历史现象，分不清是非对错，以至误解和曲解历史。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现在有人攻击鲁迅先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言论是丧心病狂，其实哪里是这些人瞎喷的那样。

尽忠的尽孝的都能得到后世赞誉，而在尽忠与尽孝之间难以选择进退维谷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自己会很尴尬，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也莫衷一是，毁誉参半，魏晋时期的司马孚就是其中一位。

司马孚，字叔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是司马防所生的司马八达中的第三子，其二哥就是鼎鼎大名的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被其孙子司马炎追尊为晋开国皇帝（晋宣帝），《晋书》为维护其正统性，捏造出许多与曹操不和甚至为敌的故事，比如曹操派人暗杀他啊，他装病在家晒书时露出破绽被丫鬟看见，其妻子张春华果断杀了丫鬟啊，曹操强逼他出仕为官啊，等等，就为了显示司马懿从来不和曹家一条心。

古代史书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这种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哪里有这些事情啊。曹操出仕的第一个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举荐他出任这个官职的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曹操后来做魏王时，还拿这件事调侃过司马防。由于这层关系，曹操对司马家特别照顾，而司马一家也都在曹操时出仕。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司马家族儒学传家，儒家入仕观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们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要求，也是儒生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二十啷当岁的司马懿在汉末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晋朝的开国皇帝从而拒绝出仕，岂非笑话？

以曹操的猜忌性情，生前知道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会危及曹魏江山，早就捏死他了。张春华杀丫鬟时才十五岁，就算她能够杀人，也杀了人，这件事情怎么会有人知道？不论司马懿，还是她本人，都不会将这事公之于众的。

事实真相是司马一家都积极入仕，并且因为司马防和曹操的那层关系得到曹操的信任和重用。简单提一下：

老大司马朗，兖州刺史；老二司马懿和老三司马孚大家比较熟悉；老四司马馗，太常，东武城侯；老五司马恂，鸿胪丞；老六司马进，中郎，城阳亭侯；老七司马通，安城亭侯；老八司马敏，安平亭侯。

司马八达，没一人闲居在家，全都出仕，为官封侯。

司马孚勤奋好学，温文有礼，洁身自好。有件事颇能说明其重情重义。东汉名士，陈留人殷武获罪，被朝廷流放。司马孚不避嫌疑，前去探望他，并与他同住同食，受到时人赞誉。

司马懿、司马孚出仕之初，曹操分别将他们安排在曹丕和曹植身边，做文学掾。曹操一直在选择曹丕害死曹植做继承人上犹疑，这样安排大概是一种平衡，让两个儿子都能得到优秀人才的辅佐。

曹植文人情绪重，恃才傲物，我行我素，放旷不羁，经常会做出一些与政治人物身份不大相符的行为，司马孚尽职劝谏。曹植性情中人，事发当时大多听不进去，事后反思，又给司马孚道歉。

这种合作的状况应该不是很愉快吧。曹丕任太子后，司马孚转跟曹丕，任太子中庶子。不知道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有哪些，一般情况下，跟随这个王子的下属不会转投为另一个王子的下属，就像杨修跟了曹植以后，尽管和曹丕的关系也不错，但也不会转投到曹丕门下。

让司马孚为太子中庶子，究竟是曹操的意思，还是曹丕的主张，还是司马懿的暗中帮助，还是司马孚本人想脱离与曹植的那种不愉快的合作方式，因为史料的缺乏，一概不知。

司马孚尽心尽职地辅佐曹丕，特别是在曹操去世时，力主曹丕及时继位一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曹操死于洛阳，在邺城的曹丕闻讯大哭不已，司马孚极力劝谏，认为先王去世，天下大事要依靠殿下来主持，上为宗庙，下为百姓，怎么能像平常人一样讲求匹夫之孝呢！”曹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说：“你说得对。”这和张昭制止孙权哭孙策的境况很相似。

其他大臣也在朝堂上号哭，乱成一团。司马孚劝住曹丕后，又转身呵斥这些人说：“先王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怎能只知道哭泣！”这才制止住了大臣的号哭，恢复了朝堂秩序，商讨继位问题。

大多数大臣拘泥于常理，认为应该得到天子的诏书后再继位，尚书陈矫反对，认为曹操死在都城以外，天下惊恐。曹丕应该立刻继位，来安定天下之心。何况曹操儿子中还有人在洛阳，如果不立即继位，万一有人萌生异心，因便夺位的话，将会出现巨大的社会危机，难以收拾。

曹丕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让陈矫、司马孚、尚书和洽一起准备继位的仪式，以去年才晋封为王后的卞夫人之命让曹丕立即继位，并大赦天下。

司马孚此举受到曹丕赏识，继位魏王后，升任司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

曹睿时期，司马孚由清河太守升为度支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这事有个插曲，《晋书》记载，曹睿继位后问左右说：“司马孚有其兄司马懿之风不？”左右回答说：“有。”曹睿就将其升度支尚书，还说：“我得到司马懿兄弟二人相助，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司马孚确实担任过度支尚书，但曹睿是不是有过那个说法值得怀疑，感觉像是修史者的溢美之辞。

司马孚在度支尚书任上有没有什么业绩，不是很清楚，但他的两个建议却在曹魏与蜀汉的战争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扭转了曹魏总是被动防御的不利局面，占得先机。

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建议，建立常备快速反应部队。当时正处于诸葛亮不断北伐期间，司马孚建议不能按照原来的防御办法，先以边防部队抵挡，抵挡不住了再调集中央军队奔赴战场，弄得每次都仓猝应战，应该预先集结二万步骑，分为两部，灵活运用。

一个是粮食生产供应建议。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州调集农夫五千人屯于上邽，秋冬训练，春夏屯田，保证粮食生产供应。这是财政部长的分内之事，证明司马孚堪当其任。

这些建议都被采纳，二万人的机动部队，确保了随时有生力军迅速地投入战场，加强防御和进攻。屯田则确保了粮食供应，导致诸葛亮后来北伐时总是遇到精兵强将，总是因为粮食没有魏军充足而不能和魏军长期相持的艰难局面。

曹睿去世，曹芳继位。曹爽、司马懿辅政而曹爽专权，司马孚谨言慎行，洁身自好，避免遭到曹爽一党的陷害。其兄司马懿也为避曹爽锋芒，装病在家，也就在装病期间与儿子司马师（司马家族中真正的狠角是独眼龙司马师，以后有空聊聊）密谋政变，铲除曹爽一党。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一举抓获并诛杀曹爽一党。司马孚并没有参与司马懿与司马师的早期密谋，事变中与司马师一道带兵驻守司马门，控制洛阳城。因功晋封长社县侯，加侍中。两年后，升任司空，并代替因发动淮南叛变被处死的王凌为太尉，掌管了军权。

司马孚能够出任太尉掌管军权，肯定和他是司马家族一员有必然联系，但也和他的军事才能有关，他能够胜任这个职务有关。

上面提到过司马孚曾提议建立常备快速反应部队来应对包括蜀汉在内的针对魏国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其军事才能的表现。他担任太尉后亲自指挥的反击吴国进攻合肥新城的战斗，更能证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253年，吴国太傅诸葛恪率二十万人马围攻合肥新城。司马孚督领魏军二十万防御反击。到达寿春后，按兵不动。诸将都想迅速出击，不出击怎么建功立业啊？可以理解。

司马孚耐心地给诸将解释了自己的作战方略，说：“进攻方要消耗大量人力才能成功，我们不用力取，而用智取，避免更多的消耗和伤亡。”然后命令诸将驻军不动，竟然停留了一个多月才下令进军。

驻守新城的魏将是张特。张特字子产，涿郡人。本来是镇东将军诸葛诞的领牙门将，但诸葛诞认为他无能，打算把他遣还为护军。东兴之战后，毌丘俭和诸葛诞互换，张特划归毌丘俭节制。毌丘俭认为张特还行，将新城交张特屯守。

同一个人在不同领导眼里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个现象至今仍然存在。关键不是在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有没有人发现和认可你有这个能力。古代一直没有完善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历来靠上面的人发现和提携，这就是国人迷恋于“贵人相助”的原因，也是国人里容易出现拉帮结派的原因。

吴大军来袭，张特与将军乐方等带领三千人死守，对峙了九十多天。在吴军的多次进攻后，新城城墙崩塌，军器也破损严重，有被攻破的危险。张特用缓兵之计，派人告诉吴军说：“如今我无心再战，但我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救兵仍然未来，守将投降，家属不会被治罪。现在已经九十多天了，这城中本来有四千余人，战死者已超过一半，但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我要回去劝说他们，逐一辨别好坏，明天一早送名单过来，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做信物。”吴军相信了他的话，停止攻城，但没有接受他的印绶，等待满一百天后张特投降。

张特连夜修补城墙、器械。第二天对吴军说：“我只有战斗到死！”吴军遭此戏弄，攻城更猛，昼夜不停。张特坚守不屈，吴军疲劳不堪，战斗力严重下降。

诸葛恪久攻不下，士气低迷，更要命的是天气太热，士兵就地取水饮用，因水质不干净引起传染性痢疾，大半士兵染病，死伤涂地。每个军营每天都有将士生病的报告，诸葛恪居然认为是欺诈，要杀来报告的部属，吓得没人敢再去报告疫情。由此导致攻城力量越来越弱。

司马孚获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下令全军出击。文钦率领精锐部队先发赶往合榆，截断诸葛恪归路。诸葛恪赶紧撤军。文钦迎头痛击，大败诸葛恪，斩杀一万多吴军士兵。诸葛恪急功近利的行为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回军不久就被孙峻设计杀害。司马孚此成为后世援救危城的经典案例之一。

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司马孚未参与直接谋划，但列名废齐王的表章中。曹芳从太极殿南行离开皇城时，只有几十个朝臣相送，司马孚也在其中，悲不自胜。

这是司马孚第一次面临忠孝难两全的尴尬境地，随着司马家族篡权脚步的加快，此种情形接连不断地相继出现。

260年，魏帝曹髦率宫人讨伐司马昭，在宫门处被司马昭家将成济所杀，横尸街头。百官之中没人敢前去探视救护，此时已升为太傅的司马孚独自前往，捧起曹髦的头枕在自己大腿上，失声痛哭，说：“让陛下被杀是为臣的罪过啊！”

然后上表请求捉拿主谋者，当然这个请求不会有下文。明元郭太后下令以平民礼安葬曹髦，司马孚又与司马昭和其他朝臣一起上表，请求以王礼安葬，获准，但并没能得到执行，还是草草而葬。

265年，司马炎禅魏，改魏帝曹奂为陈留王，迁往金墉城。司马孚前往拜辞，握着曹奂的手，泪流满面，不能自制，说：“臣到死也是大魏的纯臣。”（有关曹芳、曹髦、曹奂之事，可参阅本号《三国时横尸街头的皇帝——曹髦》）

因为司马孚参与了高平陵事变，后来又一路高升，成为朝廷重臣，但并没有阻止司马家族篡权的举动，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是伪君子；一种是大魏纯臣。

该怎么看待司马孚的行为和后世这种明显的评价分歧呢？

症结就在忠孝难两全之中。

先说忠。

曹爽专权，打击异己，结党营私，弄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司马懿父子密谋铲除曹爽一党，合乎民意，众望所归。司马孚参与其中，也无可非议。关键的一点是，司马懿父子铲除曹爽一党后，没有还政于曹氏（曹芳），而是篡权自专。这种行为有违儒家纲常，也有违臣子之道，势必遭到朝中拥曹派的反对，后来发生的淮南三叛是最好的证明。（可参阅本号《曹爽的无能和荒唐使司马懿顺利夺权 ——闲聊高平陵事变的前因后果》系列和有关淮南三叛的系列）

司马孚并不知道司马懿铲除曹爽的目的是要篡权，这个秘密最初只有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二人知道，司马昭都是后来加入的，还为此担忧得睡不着觉。司马孚帮助二哥铲除曹爽一党，可以看作是为国尽忠。

当司马懿篡权成功后，司马孚应该是感觉到二哥的行为有违自己的初衷，史载其在司马懿执政期间“常自退损”，就是事事处处退让谦抑，表明其不愿过多参与家族专权的政治事务中去。

前面说过司马孚有洁身自好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其的一种表现吧，以这种态度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就像曹芳、曹髦、曹奂三位皇帝面临不幸时，司马孚都亲自到场表明态度。如果把司马孚的举动都看成是虚伪的作秀，似乎有诛心之论，不大妥当。真正需要作秀的是司马师、司马昭及其一党，为什么他们反而没有去作秀呢？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司马昭废立皇帝，司马炎禅魏，他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司马师、司马昭也不敢逼迫他。不参与，也是一种态度吧？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不敢逼”的记载也很有趣，一个“逼”字，透露出个中玄机，表明兄弟俩知道司马孚与他们不同心，但因其是长辈，又不敢逼。如果司马孚与他们同心，还用逼吗？

既然司马孚与他们不同心，为什么又不制止他们的篡权行为呢？

这就涉及到孝。

古代历朝都自称以孝立国，这个传统即源自汉朝。汉朝皇帝除了汉高祖以外，谥号前面都有个“孝”字，如汉武帝，应为汉孝武帝，等。汉朝重孝，一个人守孝道，品行端正就可以出仕为官，所谓的“举孝廉”即如此。（还有很多，不详述）

魏晋延续了这个传统，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子的故事中，汉晋之人占了一半，可见这个观念影响之大，这种风俗积淀之深厚。

司马家十分讲究孝道，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司马防在世时，司马八达弱冠成人后，在家里也是父亲“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司马孚，一定是守孝道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不敢逼司马孚的心理行为，也是其家族守孝道的一种体现，论家教的重要性，哈哈）。

父亲、大哥相继去世，司马懿成了家中老大，家族的代表。长兄如父，兄友弟恭，司马孚自然唯司马懿马首是瞻。当司马懿篡权自专时，尽管司马孚觉得有违自己的初衷，但他不愿也不能违背孝道，公开反对司马懿，做出对家族不孝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说，司马懿是兄长，不能违抗，但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是晚辈，为什么不以长辈身份制止他们的篡权行为呢？

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一、在宗法体系里做不到。司马懿、司马师是兄弟、司马炎是司马家族的传承者，是主干，大宗。司马孚是分支，小宗。小宗长辈对大宗晚辈的约束力并不强。二、在现实条件下做不到。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司马懿子孙手里，司马孚仅仅是个臣子，并没有自己的势力，只能听命服从，没有力量反抗。

比如司马炎封司马孚为安平王，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设置官属。每年元旦朝会，允许司马孚乘车上殿，并亲自走下台阶去迎接。落座后，亲自献酒祝寿，以家人之礼对待。看上去尊崇无比吧？但司马孚不敢享此殊荣，司马炎每次下拜，司马孚都赶紧下跪制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司马孚临终前留下的遗令。272年4月3日，司马孚去世，享年九十三岁。这在当时是异常难得的高寿。临终遗令说：“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时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首先表明自己是忠诚于魏国的贞洁之士。紧接着是对自己平生行为的回顾，既不能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年幼帝王，又不能像伯夷、柳下惠那样宁愿归隐也不服务于新朝。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忏悔。但自己的立身行道却是始终如一的，也就是内心始终忠诚于魏国。最后是对自己下葬的要求。

看了这个遗令，什么都明白了。司马孚比谁都清楚自己一直处于忠孝难两全的痛苦折磨之中，也就能理解司马孚为什么要“常自退损”，也不敢以长辈自居的行为，为什么要亲临曹氏三位皇帝的不幸场面去表明态度，一边是国家，一边是家族，何去何从，难啊！

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一个人容易，放在现实环境里体察一个人的内心悲苦和无奈则不容易。人性很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就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