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一介平民却能评价国君鲁庄公执政得失：归功于周代一项制度

一

《左传o庄公十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与鲁庄公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长勺之战

以上，就是著名的《曹刿论战》故事。然而，在《曹刿论战》的故事开始前，却暗藏着一个巨大漏洞。

在去见鲁庄公前，他所在“乡”之人劝他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所谓“肉食者”，《左传·正义》说是“盖位为大夫，乃得食肉也。”曹刿不是食肉者，那他就是平民，无以食肉。

一位毫无身份背景的平民，曹刿凭什么就能陡然踏入朝堂之上，与鲁国国君平等地探讨国之大事，甚至还能评价鲁庄公执政得失、跟着鲁庄公走上前线，一起参与指挥鲁、齐大战呢？

二

这一疑惑的答案，与周人建立的一项制度密切相关。

《左传》原文中，有“其乡人”之说，一般都认为是代指曹刿的同乡。但是，联想到周代乡遂制度，“乡人”其实更应该是指曹刿所在之“乡”的“士人”或是“国人”。

所谓“乡遂”制度，其实就是周王室把周王畿内除了诸侯国和各卿大夫采邑之外的地方，划分区域治理的制度。周王畿从宗周镐京到成周洛邑，号称千里之地。为管理好如此广阔的区域，西周“中央政府”把王室直辖之地划分出多个区域，实行分片治理、重点布防。依据《周礼》记载，在周王畿内，周王室总共划分出了“六乡六遂”。

很多历史学者们认为，乡隧制度就是周代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乡，是西周“城市人口管理”制度；遂，就是西周“农村人口管理”制度。

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往往只是由于出身地不同而造成。通俗地说，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现代，就是你投胎地方不同造成：投胎到农村，就是“乡下人”；投胎在城市，就是“城里人”。但是，投胎地不同，通常并不意味着两类人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绝对性的差异。“乡下人”搬到城里，买了房、结婚生子，久了，也就成了“城里人”；“城里人”在农村买了地，落地生根，身份自然就转化成“乡下人”。

然而，在西周，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却并不仅仅是因为投胎选错了地方，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政治背景。周王室之所以要设计出乡隧制度，就是因为“城里人”与“农村人”在政治上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身份差异。

三

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稿》中说：“……西周初年周人征服了广大地区分封建国……他们所统治的对象是原来住在被征服地区的村社共同体，而不是个别的家族或个人，这些共同体分布在野外，称为野人或遂人。”遂人既然是被征服者，那么“乡人”就是征服者；遂人既然居“邦”之野，那么乡人必然居“邦”之内。

根据《周礼》中有关乡、遂的定义，徐中舒先生还进一步提出了“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概念：在“乡”的划分中，“闾二十五家，四闾为族，族则以百家为单位，族与党保存的‘家族公社’关系是较多的”；对于“遂”，“这种组织里就没有族、党等名称，说明遂和乡不同的地方正在于遂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是“农村公社”。

农村公社

设立“乡公社”与“遂公社”，其目的还不只是为了管理不同来源的民众。设立“乡”与“遂”，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着周王室在军事上的关键战略规划。

四

如前所述，周王室创立乡遂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应对周王畿内及其周边严峻的维稳态势。周王室在“乡”行政区域的基础上，首先推出了周王畿内的“征兵法”：“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对于各家各户，“凡起徒役，家无过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这意思是说，一旦因战争需要而征兵，每家最多出兵一人，即所谓的“正卒”；家庭中其他服役人员，只负责在地方维持治安，不需上前线，即所谓的“羡卒”。（《周礼o地官司徒o小司徒》）

贾公彦疏：“凡出军之法，先六乡，赋不止，次出六遂；赋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赋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可见，“六遂”之地的“农村户口”拥有者，理论上也需服兵役，但通常只是作西周正规军的辅助补充。这是因为“遂人”是被征服者，周人虽然征服了他们，但却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并不太放心让他们上战场作为主力兵种。

从上可知，“乡人”与“遂人”虽然都是周人统治下的子民，但在周人建立的军事体制中，二者所承担的义务并不同。二者付出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权利的不同。

星河战队

多年前的美国科幻大片《星河战队》，曾经让众多中国的科幻迷们看得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在电影中不但有高科技的太空战舰，还有凶猛而恐怖的外星生物，恢宏而浩大的战争场面；更为关键的是，其中还有迷倒万千少男少女的俊男美女。除了所有这一切，电影中的一个小小情节，也让许许多多中国人思考和争论了很多年。在电影一开始，男女主人公在课堂上和政治老师一起讨论什么是公民，什么市民。按电影主人公的定义，公民就是要尽公民的义务，需要服兵役来保卫整个社会，因而公民才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市民则拒绝服兵役，虽然交了税，却不愿对整个社会作其它任何付出，当然也就失去了特殊的政治权利。

影片中的定义，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其实很难实现。

五

但在西周时，“乡人”与“遂人”的区别，确确实实就体现着公民与市民的区别。

因为天生就有服兵役的义务，“乡”之民又被称为“国人”。与之相对，“遂”之民虽然在局势严重时也需服兵役，但一般来说他们是职业农民，不需要到战场上去冒险，因此也被称为“野人”。（《论西周金文中“六师”“八师”和乡遂制度的关系》杨宽著）

“乡人”是“公民”，尽了服兵役的义务，自然也享有较高的政治权利。《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意思是：“国家有大事要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时，‘乡大夫’就要各自率领本乡的民众来到王的外朝。”在国家遭遇重大事故之时，执政者都要向“乡人”征询意见，这就是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曹刿

曹刿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却属于西周社会阶层里的士人，天生有服兵役的义务，也拥有“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政治权利。这是他能公然出入朝廷，与鲁庄公公开讨论国政的根本原因。

曹刿出入鲁国朝廷，参与“询国危”不过是件平常事。

公元前841年，镐京突然发生“国人暴动”。在众多“国人”的反对声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周厉王也被拉下马来！“国人暴动”能一举成功的基础，就是因为西周自古就存在“乡人”（国人）问政的制度。“国人”们在王室举行例行问政会议期间，被有野心的共伯和煽动起来，集体造反而囚禁了周厉王，从而引发了千古闻名的“国人暴动”。“询国危”、 “询国迁” 、“询立君”，是法律赋予“乡人”的政治权利。“国人暴动”，就是“乡人”（国人）拥有特殊政治权利的真实案例。

国人暴动

除了问政的权利之外，“乡人”还拥有被选举权：“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大意：让人民自己推举有德行的人，使他们做人民的长官；让人民自己推举有才能的人，使他们治理人民。）

曹刿为曹叔振铎之后，虽然春秋时期曹刿家族这支已经从诸侯堕落成为士人，但乡遂制度赋予士人的政治权利，促使鲁国国君也不得不礼贤下士，听从他对于时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