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何要泼脏水给褒姒？烽火戏诸侯真的确有其事吗
（图）烽火戏诸侯，王井（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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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戏诸侯是妇孺皆知的一个历史典故，指的是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的故事。烽火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一般每隔几里地一座。倘若有敌人冒犯，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的烽火台发现后也相继点火，向附近的军队报警。各地长官见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必须马不停蹄的带兵赶来救驾。
话说周幽王的宠妃褒姒不苟言笑，接人待物冷若冰霜，周幽王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使她开心。于是周幽王带着褒姒亲自点燃了烽火台，诸侯们一见烽火，以为天子有难，便率兵来救。仓促之间，各方匆匆赶来的军队混杂在一起，茫然不知敌人在何方。褒姒见诸侯们惊慌失措的样子，嫣然一笑。
为了美人多笑，周幽王之后又数次点燃了烽火台。后来犬戎来犯，周幽王命人点燃了烽火台，诸侯们却以为他又在戏弄于人，都没有赶来救驾，于是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这是古代一个典型的“狼来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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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最初见于《吕氏春秋o慎行论》，后被司马迁的《史记o周本纪》基本采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又加以润色，使得流传更广。
因为《史记》的历史地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相信司马迁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疑问，他们认为烽火戏诸侯的事不可能发生，基本属于子虚乌有。
一代史学大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史记》记载的“烽火戏诸侯”提出质疑，他认为：“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
钱穆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质疑“烽火戏诸侯”的声音：一是在古代的条件下，诸侯距离镐京路途遥远，而且是有远有近，不可能见烽火后同时到达。再者，古代行军打仗都有哨骑，前方探路的侦察兵如果发现没有敌人，自然会报告后方的大军，大队人马也不会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慌慌张张的狼狈不堪。
诸侯们知道没有敌人来犯，自会带兵撤离，这有什么可笑呢？如果褒姒的笑点这么低，还用周幽王这样大费周折吗？随便找人耍个丑不就行了吗？
二是举烽传警是秦汉时期防备匈奴设置的，西周时期还没有完备的烽火传警制。
三是历史记载骊山一战是周幽王主动发兵讨伐申侯，最后兵败被杀，并非犬戎主动攻打镐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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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烽火台到底什么时候在军事上发挥作用，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暂且不论。第一点也只是合理的推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而尚且不能令人十分信服。
但2012年发现的一组战国竹简（清华简）中关于周幽王被灭的古文字记载，十分有力的支持了钱穆的第三个观点。据竹简记载，周幽王废掉了申皇后，申侯愤而不满，上书进谏，劝诫幽王不要重蹈夏桀和商纣的覆辙。
周幽王听到臣子将自己比作亡国之君，勃然大怒，为了避免后患，主动出兵攻打岳父申侯，申侯联络缯国以及犬戎和周幽王大战，最后周幽王战败被杀，西周灭亡。申后的儿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自此东周开始。
任他星转斗移，沉默了几千年的竹简不会说谎。周幽王主动出兵讨伐，战争的地点应该是在申侯辖区，而不是镐京，也就谈不上点燃镐京的烽火台无人来救了。
对于西周灭亡这样的大事，竹简详细介绍了过程，却只字未提“烽火戏诸侯”一事，如果历史上确有其事，竹简不可能没有体现。其实，理智的分析一下也就很明白，西周灭亡是各方矛盾积攒下来的恶果，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褒姒一笑而招致亡国之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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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一向以严谨著称，且《史记》是私人修订的史书，较少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按照司马迁惯常考据严谨、写史严肃的做派来讲，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纰漏的。
而且以他的智商来讲，也不可能被手边的史料随便蒙混过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执意要在史记这部严肃的作品中写这样一个有些荒诞不经的插曲呢？
作为一代历史学家，除去极少部分内容，《史记》中甚少出现神怪之类的非现实主义记载。关于远古三皇五帝半人半神的传说，作者也只是谨慎的加入了少许神话色彩，更多的是把他们当做人来写。
但在对褒姒的记载中，却把她彻底妖魔化了，认为褒姒是龙的口水被宫女踩到，怀孕而生，天生就是来灭亡西周的。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红颜祸水是商朝的妲己，夏朝妺喜的故事其实是比照妲己附会出来的。
虽然受传统男权思想的影响，《史记》对妲己惑君不满，但也只是把她当做人来写，而不是妖孽。为什么司马迁偏偏要跟褒姒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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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我们先来看周朝的制度。周代最大特色就是以宗法制为核心，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封。所谓宗法制就是国之传位，立嫡、立长。嫡，即正妻所生的儿子，具有庶出无法企及的地位。嫡庶的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继承权、祭祀权、出征权等等，就连死后的丧葬权都是有严格区分的。
褒姒招司马迁厌恶之处就在于她带头破坏了宗法制，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恶劣的影响会延续数千年，事实上，后世的宫廷争斗和皇子之间的血腥角逐都没有逃脱褒姒废长立幼的母本。
周幽王宠幸褒姒，并废掉了申后和太子，进而立褒姒为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这是周幽王和申侯开战的导火索，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幼子伯服被立为太子各类史书均有记载，应该基本属实。
在司马迁看来，褒姒之所以罪不可赦，是妖孽一样的存在，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她使西周灭亡，而在于她开了帝王废嫡立庶的先例，导致礼崩乐坏，全天下都没了规矩，国将不国。
可以说，宗法制是西周的立国之本，毁掉了宗法制，自上而下就会陷入继承的混乱中，兄弟之间、父子之间为了王位，可以联合诸侯甚至勾结外族大打出手，国家将会不断的内耗，乃至于消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诗经》中流传了这样的诗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以说褒姒亡周是那个时候共同的认知。而妲己没有夺嫡方面的记载，正史对她虽然没什么好感，却也没有口诛笔伐，司马迁对她下笔也温和客观得多。当然后世小说家的演义将妲己当做狐狸精转世那并不属于正史范畴，文学创作本就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追求的是故事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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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所谓的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事件的总结与反思，它所依托的是当代人的认知水平，除了以还原事实本相为最终目的，还对当代的局势和重大事件有着指导和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再严谨理智的作者，都只是尽可能的在态度上保持中立，而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完全客观，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思想为依托，表达的是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人生，对历史的看法，而他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风云变幻则不可避免的在思想上打下了烙印。
回到司马迁所处的那个时代，西汉初年，董仲舒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思想空前盛行，封建等级制度和嫡长制进一步加强。
话说汉武帝的嫡长子刘据，稳居太子之位多年，为政宽厚，深得民心。武帝后期轻信江充、韩说等佞臣，怀疑刘据急于继承大统而举兵造反，刘据被逼反抗并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则在宫中自缢身亡。
刘据死后，武帝的儿子们开始了腥风血雨的皇位角逐。李夫人的儿子刘髆有强大的外戚支援，本人又聪明能干，因而在朝中呼声最高。最后争斗的结果是刘髆的岳父--宰相刘屈氂被腰斩，岳母被砍头，舅舅李广利全家被抄斩。
刘旦看到刘髆继位无望，窃窃自喜，作为最年长的儿子，以为皇位非己莫属，自以为是的请求入宫宿卫，然而他派去打探消息的使者被斩首，自己也遭到贬黜。
汉武帝最后把太子之位给了最年幼的儿子，七岁的刘弗陵，为了避免吕后之祸，汉武帝处死了他的生母赵婕妤。刘弗陵年幼，母亲出身卑贱，既不是嫡子，又非长子，这在当时是有悖封建伦理的。
应该说，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很多大臣是坚决反对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只是汉武帝向来不善于听取大臣们的建议，他们心有不满也无可奈何。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司马迁痛心太子刘据冤死，又目睹了其他皇子争夺皇位的血腥，在修史的时候，必然会对开风气之先，第一个带头破坏宗法制的褒姒厌恶至极，并在写西周覆灭那段历史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加进自己的看法和对现在朝局的担忧。
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比汉武帝去世要早，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到刘弗陵当皇帝之后的景象，也并不了解这个庶出小孩的才能，终其一生都是在担忧刘弗陵能不能担当得起皇帝重担的忧虑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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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史学家，司马迁比谁都清楚，所谓的亡国之君，比如夏桀、商纣等人并非真的昏庸，也并非一味的荒淫无道，很多时候穷兵黩武，永无休止的讨伐战争和横征暴敛，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往往是造反犯上的重要因素。
反观汉武帝一生，称得上最硬气的汉子，既好大喜功，又刚愎自用，面对任何问题，从来不会退缩，只会硬碰硬的去干。比如他坚决拒绝和亲之类的妥协，与匈奴打了几十年的仗，挖空了国库，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所创造的公私皆富的小康景象，到了武帝末年，早已被民生凋敝所取代了。
还有一层更隐秘的意思是，司马迁对汉武帝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情感。早在公元前99年，在与匈奴作战中，李陵率领的军队被包围，为保证余部可以活下来，他选择投降匈奴。汉武帝大怒，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没有附和汉武帝的意思，并义正辞严的为李陵做了辩解，结果被汉武帝下狱，处以宫刑。
损失了男人尊严的司马迁靠着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并写下了《史记》这样的千古绝唱。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汉武帝应该是有深深的恐惧和憎恨的，特别是晚年专横跋扈的汉武帝，在司马迁眼里差不多等同于一个行为狂孛、喜怒无常的暴君。
我们不妨大胆的猜测，司马迁下意识的把汉武帝统治时期跟西周末年放到了一起进行对比，把对汉武帝的怨恨、对刘弗陵为太子的不满抒发到周幽王和褒姒身上，并不惜改变一向写实的传统，用神话将褒姒“妖魔化”，又浓墨重彩的给她加上了“烽火戏诸侯”的段子，以怀着对大汉走向不明的深深忧虑来给整个汉朝，乃至千秋万代的后人以警醒和借鉴。我想，这才是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把“戏诸侯”的脏水泼给褒姒的真正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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