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是否无可避免

事实上商鞅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是有一定预计的：就在商鞅受封商於之地十五个封邑之时却迎来了一位名叫赵良的不速之客。这时的商鞅正是如日中天之际，前来登门拜访攀关系的人可谓是络绎不绝，然而赵良却说出了一番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言论。商鞅在和赵良谈话的过程就问赵良觉得自己和秦穆公时期的名臣百里奚相比如何，那么赵良怎么回答呢？赵良回答说：人家百里奚是从一个放牛人做到秦国的相国，可秦国没有人嫉妒他；在他治理之下的秦国讨伐郑国，三次扶晋国国君上台，还挽救了一次楚国；在他治理下的秦国在诸侯中广施仁德，征服了整个西戎。就是那样的功劳，可百里奚累了不坐车，大热天不打伞，出门都是走路步行。等他死后秦国男女都为之流泪，他就是这样的德行。相比之下你一味崇尚暴力和严刑峻法，完全排斥传统道德，尽管现在看似权势显赫，然而将来必有后患。莫不如现在放弃权利，归还秦君赐给你的十五座封邑，也许还能躲过一劫。

赵良和商鞅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他对商鞅的指责就一定是对的，但至少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不去探讨商鞅变法对秦国乃至对后世中国历史的意义，单纯从商鞅的个人命运而言：接受赵良的建议或许正是商鞅此时唯一的出路。就在这次谈话五个月后秦孝公死去，太子嬴驷继位，而嬴驷继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车裂商鞅并夷其三族。嬴驷为何要杀商鞅呢？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鞅和嬴驷早年的一桩私人恩怨：秦惠文王嬴驷还是太子的时候商鞅已在秦国大力推行变法，当商鞅作出迁都咸阳改行县制的决策时碰上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原来当时的咸阳并不是秦国君主直辖的土地，而是秦国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这块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可商鞅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变法措施不仅毫不犹豫地收走了这块封地，顺便把这块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驷的舅舅）处死了。这下秦国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连太子的舅舅都敢杀，他们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还能保得住？于是这些老世族们联合起来唆使太子违犯商鞅颁布的新法。商鞅将此事如实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复是“秦国可以没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没有秦国”，虽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确的答复，商鞅也不敢贸然对太子施予刑罚，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割掉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铁腕护法绝不姑息养奸的决心。

按说商鞅杀了太子的舅舅，又对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予大刑，太子嬴驷对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然而嬴驷偏偏不是一个常人——他虽然杀了商鞅，却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间颇有作为。如此一位大有为之君如果说是为了报复一己私仇而下此杀手未免小看了他。那么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呢？司马迁写《史记》时一般都会在每一章节的结尾以太史公曰进行总结，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对商鞅的总结是“天资刻薄少恩”。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在我看来：这话一语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确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当大程度上的关联，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这点其实司马迁自己也提到过：“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商鞅变法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这次变法绝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千多年的社会结构。西周以来中国以宗法制为框架构建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治理结构。分封制就是这种结构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层阶分明，非常稳固。在这种体制下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国君主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不至于不可调和，由于秦孝公始终信任商鞅，只要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但这个潜在原因的确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决心。事实上自古以来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继位之初和先君时代的辅政大臣之间几乎必然会产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类似之事在日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秦始皇和吕不韦、刘禅和诸葛亮、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万历帝和张居正、康熙帝和鳌拜等等，除了刘禅和诸葛亮之外其他新君和权臣都已撕破脸告终，刘禅是因为除了诸葛亮无人再能辅佐朝政才装出面和心不合，实际上他宠幸宦官黄皓就有培植自己势力以削弱诸葛亮之权的意图。如果我们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场上考虑：满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这个一国之君的威严，他会怎么做呢？

此时的商鞅已成为君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君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等人就诬告商鞅谋反。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君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君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这正是商鞅的悲哀：他的变法改革是以强化君权为目标的，因此成为老世族心目中必欲处之而后快的对象，而造物弄人之处正在于以强化君权为目标的商业在不知不觉间已悄然站到君权的对立面——尽管他本人主观上并不想如此。商鞅变法就是要维护君主大权独揽的地位，然而商鞅本人却因为变法成功而位高权重，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精神信仰”。在王权专制年代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精神偶像是大忌，身为君主的嬴驷不可能放任这种形势的发展。对此时立足未稳的嬴驷而言：把商鞅扔给老贵族，以私人恩怨化解政治矛盾可谓是最务实的政治选择。羽翼未丰的嬴驷必须与贵族们达成一定妥协。维护君主专制的商君之法绝不可废，嬴驷不可能拿这个长远利益做交易，不过商鞅本人其实已无足轻重。此时新法已全面铺开，所以商鞅对秦国其实已没利用价值。

那么商鞅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命运呢？其实机会还是有的。如果商鞅在与赵良的谈话后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从此远离政治漩涡乃至隐姓埋名归隐山林或许是唯一的避祸之道。由此看来商鞅之死也并非命中注定，可实际上商鞅之死偶然之中是有必然的。这种必然性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商鞅的性格原因。事实上秦惠文王嬴驷杀商鞅是经过成熟的政治权衡之后做出的决定，商鞅个人的性格原因其实并不是导致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原因使他无法躲过最终的悲剧命运。商鞅要躲过最终的悲剧命运其实就只有按赵良所说的远离政治漩涡这一条路，因为只要商鞅还身处政治中心就必然成为老世族攻击的对象，而远离政坛一方面是使老世族逐渐遗忘自己，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让秦国百姓遗忘自己，从而淡化自己作为变法精神偶像的地位，这样也就不会对秦惠文王的军权构成威胁了。问题在于商鞅这种性格的人即使明知前路坎坷，又怎么可能躲避呢？所以商鞅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接受赵良的建议。另外即使他按赵良的建议行使也未必能避祸，因为要让秦国的世族和百姓淡忘商鞅是需要时间，然而商鞅和赵良都不可能预料到仅仅五个月后秦孝公就死了。可以说这时商鞅和赵良在事前无法预料的突然变故，所以即使商鞅按赵良的建议行事也未必能改变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