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南越王赵佗一去不复返算是对大秦帝国的背叛吗？
其实我认为这算不上背叛，只能说是赵佗在一种规则奔溃时做出的一种新的选择，就像当初赵高和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要求扶苏自尽。蒙恬虽然怀疑，但是却没有证据，最后遭到赵高的诬陷，被胡亥所杀。
但你看当时蒙恬做的选择就非常有意思，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接受了这个结果。理由是什么呢？人家说了一段遗言，这段遗言后来让曹操每次读了都感动的掉眼泪，“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蒙恬是这么说的：
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史记·蒙恬列传》
注意蒙恬说这段话的逻辑：
蒙家三世受宠于秦王，这是恩——拥兵三十万，想要背叛很容易，这是能力——但不敢辜负祖宗和先王的栽培，这是义。
蒙恬是有能力重新建构一种规则的，只要他反叛，那么胡亥的统治就危险了。但蒙恬没有这么做，想起了文天祥临死前说过的一句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
所以蒙恬和文天祥所作的选择就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对于君臣之道来说确实就是一种“忠义”，毕竟就像孔老夫子说的一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但赵佗的行为能够称之为背叛吗？其实算不上背叛。
为什么这么说，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像伯夷叔齐一样“不食周粟”而死的人，吴三桂作为一个汉人，却投降了满清，我们能说他背叛了明朝吗？我认为是不能的，那时候的明朝已经烂到根子里，你还去救这样一个政权，那不就成为助纣为虐，是一种愚忠了吗？
当时赵佗面临的局势和吴三桂也是相似的，但秦朝还没有像明朝那样烂到根子里，只不过是那群六国遗民一心想要着复国，整个社会人心浮动。再加上秦二世上台以后瞎折腾，把秦始皇创下的伟业付之东流，但在秦始皇时代，赵佗没有表现出来过异心吧？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史记·南越列传》
但随着秦二世上台以后，全国相继掀起反抗秦朝的起义。当时赵佗根本还没有想到要自立为王，割据而治，是他的上司南海郡尉任嚣给他做了一番堪称“隆中对”般的形势分析：
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史记·南越列传》
秦政无道
实际上这一句“秦政无道”只不过是司马迁对秦朝的丑化，随着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文物显示。陈胜吴广起义压根不是因为秦律暴政引起的，《史记》中记载说陈胜吴广等人“失期，法皆斩”，但是根据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朝竹简显示。
秦朝法律中根本没有“失期当斩”的规定，而是做出行政处罚就可以了，其记载是：
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及诣。水雨，除兴。
前面都是罚款的相关规定，后面有条比较重要，就是“水雨，除兴”，意思就是如果遇到大雨天气耽误了期限，不追究责任。所以当时南海郡尉任嚣恐怕并没有说过“秦政无道”这样的话，以此作为理由劝诫赵佗背叛朝廷。
割据自保
那么赵佗为什么不北上支援朝廷呢？而是选择背叛，我认为有两点原因：
一是没有朝廷调令；二是他不可能放任南越不管，擅自跑到北方去支援朝廷，从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其情形反而是，时局越是动荡，官员们反而越会采取坚守城池，按兵不动的策略。
理由很简单，就是保存实力，静观其变，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一贯的做法。就像明朝发生靖难之役时，朱棣一路朝着南京打去，却不见有哪个藩王主动带着兵去勤王，西晋快要灭亡时，司马睿无视朝廷命令，按兵不动，坐视朝廷覆灭。
所以司马迁在后面记载的南海郡尉说的一些话其实更加符合现实：
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
地理上的偏远导致赵佗必须割据自治
当时南越大致就是指今天的广东、海南、云南、广西、湖南和越南少部分地区，距离当时的国都咸阳可以说是山高皇帝远，通信极为不便，恐怕陈胜吴广多久反叛的他们都不知道。
可以说当时赵佗他们已经和中央朝廷完全失去了有效的联系和沟通，恐怕秦二世压根就没有想过南越这个穷乡僻壤之地。两者可以说谁也指望不上谁，咸阳被攻打，秦二世指望不上赵佗来支援，南越被攻打，赵佗也指望不上中央朝廷的支援。
那怎么办呢？现在天下大乱，兵灾早晚有一天会烧到南越来，就像南海郡尉任嚣说的“吾恐盗兵侵地至此”，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寻求自保，如果朝廷打胜了，自己没有任何损失，反而是尽职尽守的保护领土。
朝廷失败了，自己也可以凭险而据，和敌人形成对峙局面。
这有点类似于慈禧太后万国宣战时，李鸿章他们选择“东南互保”，但李鸿章他们的举动能称之为背叛吗？肯定是不能的，恰恰因为他们选择“东南互保”，才让南方免于陷入战火，保存了实力，没有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
那其实当时赵佗的举动和“东南互保”也是差不多的，任嚣让赵佗割据而治并不全然是让他背叛朝廷，而是因为和朝廷山高路远，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所以必须采取某些手段周全自己，这是第一个目的，其二就是如果朝廷失败了，他们也能凭借这块地盘自立为王，这算是为自己的利益做考虑。
所以任嚣说“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实际上就是要赵佗自己保存实力，静观局势变化，如果朝廷胜利了，他们依然还是大秦皇朝的臣子。如果朝廷失败了，那他们就自立为王。
因此说赵佗的行为远远算不上是背叛朝廷，所以当时他发布的命令就很能说明问题：
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你看他把起义军称之为盗兵，可见并不认同陈胜、刘邦和项羽他们。因此他也害怕中原那些起义军来攻打自己，所以遵从任嚣的建议坚守栈道，防止起义军来攻打，可见他和起义军是对立的关系。
赵佗称南越武王是在秦朝灭亡以后，可见在秦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赵佗是不敢称王的，至少他在名义上还是大秦的臣子，假如朝廷打赢了战争，恐怕赵佗也不敢继续割据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家都喜闻乐见看到赵佗像文天祥一样继续带着他的南越兵和刘邦做反抗，上演一出“反汉复秦”的故事。但这种事情在秦朝时期恐怕很难看到，因为这时候的正统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不会出现说因为刘邦成为了皇帝，但赵佗却不承认他是正统。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正统论”从汉以后才开始逐渐孕育和完善，从曹丕篡汉开始，正统之说才开始日渐兴起，如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偏居江左，失去了汉人的根据地中原。所以曹魏政权开始不被视为正统，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
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也就是说直接跳过曹魏，认为晋朝是继承汉朝大统。
还是《四库题目总要》里面一语道出了真相：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
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正统论历朝历代都在发生变化，但对正统论的系统性阐述是在汉以后的事情，在赵佗生活的时代少有人对正统有过重视，所以赵佗多半不会以汉朝不是正统而拒绝臣服它。也不可能发生赵佗只承认秦朝为正统，从而一心要“反汉复秦”。
应该说，当时赵佗割据而治完全是出于一种合理的考虑，因此称不上是背叛。而像蒙恬不愿起来反叛，是因为他们三代受恩于秦王，因此不忍心辜负秦王的栽培，因此宁愿被杀，这是取义。而文天祥所处的宋朝又是一个极为讲究“三纲五常”的时代，因此也就不难怪文天祥要“杀身成仁”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民族对立矛盾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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