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人间世》叶公子高问对孔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楚王让叶公子高出使齐国，齐国和楚国并不交好，叶公子高充满了担忧，害怕。叶公子高面临一个困境，在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之间要做一个选择。人道之患是国君对自己的惩罚，阴阳之患是身体内在的冲突所导致的疾病。“ 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他想不管出使的事情成也好，不成也好，都能无患。我们能看到，这个人还没行动，就患得患失，都是为一己之利害考虑。他向孔子请教，就是解决这个困境。
叶公好龙的典故，就是说这个人，说他临事而惧。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孔子是这样回答他的，天下之人都会有两个“大戒”，也就是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是天命，一个是道义。爱自己的双亲，这是天性、天命，是解释不清楚的，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作为臣子辅助、配合君王治理国家，这是道义，没有法外之地，都会有君王的管理，人不能脱离社会。这就是“大戒”，逃不了的。两个，一个来源于自然，一个来源于社会。
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事亲，不分场合。事君，不分大小难易事情。至，就是做到位了。显然，叶公子高就是择事。
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在内心上做功夫的人，能守住真心，喜怒哀乐之发皆能“中节”。内在始终是清明的，不发糊涂，不随随便便就被外在的东西绕进去了。这在《大学》里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德之至，故能据于德。
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作为一个臣子，很多时候会有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也就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能面对困境就停下来，总是考虑自己的得失。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这里，孔子与叶公的对话，不仅停留在批评的层面，指出了问题所在，还进一步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 凡交近 ”，也就是邻国的外交，要坦诚相待，否则就会纷争不断。距离比较远的国家交往，那就要保证传达信息的准确。
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
言语，意图一定要有人传递。传递两国君主的喜或怒是最难的。传达开心的，可能就往溢美方面扭曲，传达愤怒的言论，也往往会把情绪加重。经过传达者的扭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美化或恶化。美化，掩盖问题。恶化，加重问题。都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之道。做不到实事求是。就很容易引起纷争，不断地消耗彼此。
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不夸大，不隐藏，平平实实地转述。面对问题，不逃避问题。解决问题，不加重问题。这样，差不多就能保全自己。
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有过多的机心，最终都会被卷入漩涡里。
就会纷争不断，恶性循环。这就是囚徒困境，两败俱伤。
正常事情的发展，也是从有秩序到混乱，有单纯到复杂，所以，我们时不时要反观，反省，返回，回到初心，回到源头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