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王朝悲剧是如何造成的？“盛世”背后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说起大唐，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自豪和心生向往。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政权，历史自此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唐太宗「贞观之治」显现出「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的开明局面，年轻的唐玄宗励精图治，打造出「开元盛世」。

然而盛世不长，公元755年爆发的惊天突变——安史之乱，戳破了王朝美梦的幻象，大唐从此一蹶不振。谁能想到，由盛转衰，竟是顷刻之间。

我们不禁发问，大唐真的是盛世吗?它的王朝悲剧是如何造成的?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01.

「盛世」的反面

无可置疑，大唐是一个海纳百川、诗情盎然的时代，涌现出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中原与西域各国文化交融，更是培养起一种昂扬向上的民族心态。

▲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礼宾图》，左边三人为唐代鸿胪寺官员，右边三人分别为东罗马帝国、高丽以及少数民族的使节。

可是，唐朝思想实则流于气概，而少有思辨。同样是文艺发达的年代，大唐前不及盛行清谈的魏晋，后不如理学大成的宋朝。

再把目光下沉到民生方面，虽说杜甫在《忆昔》诗中不无赞扬，对开元盛世的光景大力描绘：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粮食米仓装得满满的，随时就能出去看世界，听着就令人羡慕。可是别忘了，去掉记忆的滤镜，杜甫也写过：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揭露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令人触目心惊。千百年来，人们只倾醉于盛唐「金樽清酒斗十千」的风流气度，却鲜少有人关注「田家老瓦盆」的悲惨生活境遇。

更不要说杜甫在《兵车行》中，忧心如焚地传达征夫的诉苦。唐玄宗长期以来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生活造成水深火热的巨大灾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兵车行》画家徐燕孙于1956年创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而这些，只是盛世「反面」的冰山一角。

02.

「自食恶果」的政治隐患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大唐盛世?

对此，青年历史学者王珊老师在明白讲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曾用三条主线总结李唐王朝三百多年的政治兴衰，分别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统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及「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当我们剥开唐朝的表皮，深入挖掘时，会发现唐朝政治矛盾重重。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在《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中，就曾指出：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唐朝其实也是一直处在险峻的政治纠葛与矛盾的漩涡之中......辉煌的大唐帝国之名而闻名于世的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绝非一马平川的坦途。」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气贺泽保规译者：石晓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

要论唐朝的政治纠葛和政权交替，从长幼继承权斗争的「玄武门之变」，到欲要取代李唐王朝的「武韦之祸」，总要历经一番统治集团明争暗斗的宫廷喋血。

王珊老师在讲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时谈到，帝家李唐祖为胡人，不谨纲常礼法，氏族「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从而导致文武分野、宦官得道、藩镇为祸。

当唐玄宗曾坐拥大好山河，但承平日久，晚年变得懈怠朝政事务，沉溺于杨贵妃的温柔富贵乡，将大权交给宰相李林甫时，殊不知大唐功业劫数将至。

李林甫属于主流的关陇统治集团，为了维持政治根基而独揽朝政，他致力于消灭潜在对手，尤其对科举出身的官僚穷追猛打，把政坛搅得乌云密布、人人自危。

要命的是，李林甫为了分散军权，向玄宗提议废除由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并代之以外族，也就是非汉人出身且大字不识的武将。这个谋一己之私利的政策，结果造成内轻外重的边防形势，边将掌握了大量的边军，给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叛乱种下了祸根。主导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一个借由形势而混进统治上层的外族蕃人。

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

「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

当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矛盾和权势争斗愈演愈烈，大唐盛世的根基也就逐渐被腐蚀和挖空了。

03.

挖掘历史的真相

对于唐朝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王珊老师强调，唐朝对外的军事布局、统治阶级的盛衰都与边患有着密切联系。

唐朝自建立以来，就有着远征讨伐的传统，1237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面积(公元661—663年唐高宗龙朔年间)不是白来的。不过，唐朝的军事实力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吗?

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曾指出：

「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城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

其实，唐朝在对外作战上，败仗远多于胜仗，从受制于吐蕃、突厥，到命数消耗在南诏手里，暴露了其军事上的色厉内荏。

比如唐太宗晚年时，企图解决隋朝遗留的高句丽问题，亲统大军出征。可是高丽句防御坚固，唐军陷入持久战后，最终无功而还。

还有公元751年著名的怛罗斯战役，由安西大都护高仙芝带领的一支小股军队，与刚刚崛起的阿拔斯王朝，在如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边境发生冲突。

结果呢?唐军大败，从而阻断了唐朝挺进中亚的步伐，这场战役也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前奏。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大唐的盛世威风，也要认识到它在内政外患的高压下，已然不堪重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