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迹斑斑的东吴后主孙皓，真有史料记载中那样不堪吗？

提到三国时期的昏君，蜀汉后主刘禅和东吴后主孙皓一定榜上有名。这两个政权的亡国之君代表了两个典型，一个是昏弱无能，虽然没有暴政，但是才志实在不够；一个暴虐不仁，虽然有远大的志向，但实际上倒行逆施，最后还是把国家搞灭亡了。

现在很多人喜欢为刘禅翻案，认为他是大智若愚；不过为孙皓翻案的人显然没有刘禅那么多。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这个残暴的孙皓，他的历史形象到底该是怎样的。

《三国志》明显夸大孙皓的残暴程度

后人所了解的孙皓大概都伴随着剥皮、凿眼这些残酷又血腥的字眼，这些也都是在《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中很清晰地记载着，《三国志》是正史，是了解或研究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所以孙皓的残暴形象也是深入人心。

然而史料记载与真实历史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原先是蜀汉大臣，蜀汉灭亡后成为西晋大臣，他写作《三国志》的时候是以晋人的身份，涉及到关于西晋的内容往往会小心谨慎斟酌内容。

比如在《三国志》中关于司马懿吃瘪的内容，陈寿是一概不记载。诸葛亮对司马懿的''卤城之战''；司马懿强令张郃追击诸葛亮导致张郃战死，在《三国志》中只字不提，需要裴松之补注的内容才流传后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陈寿在修史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政治立场上的因素。

孙皓也是同理。孙皓是东吴最后一任皇帝，东吴被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消灭，孙皓这才成了司马炎的座上宾。对这个西晋曾经的敌人，讨伐的对象，陈寿在下笔的时候自然也是使用了春秋笔法。当然一个有道德的史官不至于颠倒黑白，陈寿也不至于把一个仁君塑造成暴君。不过《三国志》确实夸大了孙皓的残暴程度。

裴松之为《三国志》引注了很多内容，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多采取其他史料的内容，也夹杂自己的观点。裴松之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东吴灭亡之后，孙皓包括东吴群臣也跟刘禅一样来到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的侍中庾峻问孙皓的侍中李仁：''听说吴主喜欢剥人皮，挖人膝盖，是不是真的？''李仁回答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吴主使用肉刑惩罚罪人，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庾峻又问：''听说吴主讨厌别人直视自己，如果有人直视自己就会被施加凿眼的酷刑。''李仁又直接回答：''并没有这件事。而且臣子本来就不应该直视君主，这是无礼的举动。对无礼的臣子进行惩处，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总而言之李仁的观点非常明确：孙皓的残暴名声一部分是因为受过惩处的人的指责；一部分是''君子恶居下流''的缘故。平心而论，孙皓在历史上确实不算仁君，但《三国志》的记载也夸大了孙皓的残暴程度。

孙皓以严酷手段治理东吴的背景

小编再次强调，孙皓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治理东吴的手段也非常严酷，任用酷吏、诛杀大臣、宗室，可以说是暴君和昏君的结合体。不过孙皓以严酷手段治理东吴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就是东吴长期以来权臣当道的情况。

孙权在统治晚期是非常昏聩的，其中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二宫之争''，是孙吴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斗争。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又让孙霸接受与孙和同样的待遇。导致群臣对孙和、孙霸之间继承人的归属暧昧不清。

孙和的太子之位名正言顺，但是孙霸似乎也有继位的可能。这就导致一些政治投机者纷纷下场支持孙霸。这种情况在汉末三国时期也是非常常见，比如袁绍、曹操都有过子嗣内斗的情况，原因就是继承人不明确，不正当。大批东吴重臣或被卷入、或主动参与''二宫之争''，并且利用''二宫之争''对政敌进行攻击。在这种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孙权把孙和和孙霸全部放弃，以幼子孙亮为太子，并挑选了诸葛恪、孙弘、孙峻、吕据、滕胤作为辅政大臣。

孙权的做法无疑导致东吴主少国疑、权臣擅政的局面。孙权去世之后，首先诸葛恪和孙峻就杀死孙弘；然后诸葛恪又被孙峻所杀。在这个过程中，少帝孙亮完全没有任何话语权。孙峻火并诸葛恪的时候，孙亮一直在强调：''非我所为！''孙峻去世后，他的从弟孙綝又火并吕据和滕胤独揽大权。孙亮还是没有亲政的权力。最后因为一次失败的政变，孙亮被孙綝所废，孙綝拥立孙休为帝。

而后孙休虽然成功除掉孙綝，但仍然有权臣干政的迹象。孙休在位期间重用濮阳兴和张布。濮阳兴是孙休在会稽做琅琊王的时候的亲信，张布则是除掉孙綝的最大功臣。这两个人是孙休时期权重最大的人物，也是孙休最为信任的。孙休去世之前，将少子托付给濮阳兴，以濮阳兴为辅政大臣。然而濮阳兴却没有遵循孙休的遗命，听从万彧的建议，拥立孙皓为帝。

孙皓严苛酷刑的政治目的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到，东吴的政局非常畸形。孙亮时期完全没有执政的机会；孙休时期虽然能够亲政，但给予濮阳兴和张布的权柄太大，以至于濮阳兴、张布可以轻易地放弃孙休一系，改立孙和一系的孙皓，而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东吴长期权臣当道的情况无疑会给孙皓非常深刻的印象，孙皓用严酷的刑罚控制朝臣，树立权威，未免不是对权臣当道的担忧。

比如孙皓在即位初期的时候就处死了自己上位的最大功臣：濮阳兴和张布，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二者居功自傲，以及二者长期经营的政治影响力，还可以杀鸡儆猴警告其他臣子。孙皓用酷吏监视群臣，用残酷的刑罚对待群臣，明令禁止臣子直视自己，也明显是震慑群臣、加强对东吴政权控制的举措。

类似的情况在汉末三国时期也是存在的。比如刘备平定益州之后，让诸葛亮、法正、李严、伊籍、刘巴五人制定《蜀科》。法正的意思是用宽法来争取益州人士以及''东州士''的支持，而诸葛亮坚持用严刑峻法，原因就是蜀地长期法律松弛，导致当地豪强不畏其威，不怀其德，需要用严法来矫正。而东吴长期主弱臣强，也需要孙皓利用非常手段肃清风气。

然而孙皓和诸葛亮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诸葛亮虽然用严法，但是赏罚分明，同时宣扬德教，大力发展国力；而孙皓一味用严酷刑法，程度也甚于诸葛亮，甚至到了黑白颠倒的程度。同时孙皓也远远称不上一个优秀的甚至合格的政治家，在位时期穷奢极侈，大兴土木，迷信谶纬，消耗国力。最后西晋轻易地消灭东吴，孙皓成为东吴的亡国之君，也算是正常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