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舟 || 论王羲之的生平思想形态与书法创作
傅舟|FU ZHOU
又名漆建，号老篆、室名滋兰轩。九三社员。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书法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九三中央书画院院务委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国展 评委，西泠印社全国篆刻大展 评委，全国煤矿书法家协会全国书法篆刻大展 评委，青年篆刻百家批评 评论家。
论王羲之的生平思想形态与书法创作
文 | 傅 舟
根据王羲之一生的经历际遇、行事及其思想发展，他的生平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少年才俊，即王羲之21岁未入仕以前，主要是出生、学习、成婚的时期；第二，为官入仕，即从22岁到52岁归隐之前，主要是实践其家国之志、积极用世的时期，其间也创作了众多的书法作品，包括他转益多师所取得成就的情况；第三，弃官隐逸，即从53岁誓墓归隐到59岁逝世，这是王羲之放浪形骸、纵情山水的时期，也是他书法上衰年变法，书艺达到炉火纯青，即“晚乃善”的时期。下面就对这三个时期进行论述。
一、少年才俊
王羲之生于乱世，出生前后正值西晋末的“八王之乱”（291—306），君臣之间、方镇之间，或借刀杀人，或背信反水，几无宁日。公元291年，著名书法家卫瓘及儿子卫恒同时为贾后所杀。王羲之出生这一年，即公元303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陆机、陆云兄弟同时被杀。王羲之生于官宦之家，家族中多数人都曾作官，如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王彬，父亲王旷，均曾作官。王导也是东晋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四大权臣之一。王羲之生于文化之家，王导、王虞、王旷、族兄弟王洽、王荟等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王廙还是有名的画家。这无疑也是形成王羲之深厚的文化修养的直接原因。
相传，王羲之7岁开始学书。因为那时“父不亲教”，所以启蒙老师是著名的卫夫人卫铄，卫铄即著名书家卫恒之女。应该说卫夫人教授王羲之的书法是卓有成效而功不可没的。虽然后来王羲之有“徒费年月”的话，但那并非对师事卫夫人时期的否定。卫、王师生之间未曾有隙，相反，卫夫人是颇以王羲之自豪的。王羲之16岁始亦随叔父王廙学习书画。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王廙）善属词，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时右军亦学画于廙，廙画《孔子十弟子》，赞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勗哉；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又各为汝赞之。’”由此可见王羲之在艺术上的才智。王廙即因此对其寄予厚望，希盼王羲之“隆余堂构”。而王羲之亦果然不孚此待，异日卓然有成。
二、为官入世
王羲之大致从22岁初仕为秘书郎起，直到52岁誓墓隐退止，先后做过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继迁长史。庾亮临逝又荐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又拜护军将军，授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在王羲之约三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其间曾赋闲居家），有以下几个层面能反映其阅历特征和性格特点。
第一，王羲之有较高的从政用世之才。这既源于他世代为官的家庭出身及学养，又因于他的儒家思想。如《晋书》本传记载：“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王羲之给时为尚书仆射的谢安的信中也说：“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王羲之虽然有着超脱、潇洒的生活态度和性格特点，但他也颇有儒家的用世之志，对时事尤其是北伐有着自己的见解和清醒的头脑。北伐对于东晋王朝无疑是头等大事，在累次发动北伐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有些学者认为王羲之对北伐的态度消极、保守，其主要论据是王羲之曾两次写信劝阻殷浩北伐，并认为应该放弃淮水流域，退守长江。罗宗强亦认为这是偏安心态。但是，我们认为对王羲之的态度应作具体的分析。
诚然，王羲之对于北伐的态度曾关联着当时的普遍心理，即有保守的一面，但未尝不可以说也有其更加慎重的一面。理由有三。其一，若内部不和、准备不充分、条件不成熟等，均会导致失败。当时桓温因平蜀有功，声名大振，又掌握着实权，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桓温屡次请求北伐，朝廷没有允许。而殷浩与桓温的矛盾极深，朝廷起用殷浩即为了与之抗衡。因此，殷浩代表朝廷进行北伐，就带有与桓温对抗和势力竞争的性质；其二，王羲之并不是对所有北伐都持保守态度加以反对的，而是因人、因时、因条件的不同而态度有别。
成帝咸康五年（339），王羲之为庾亮长史，庾亮上疏请求北伐，王羲之的从伯王导请许之。而庾亮临死时“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赞赏王羲之识见高超。由此推想，王羲之对庾亮请求北伐也是支持的。庾翼请求北伐，许多人反对，而王羲之却上书朝廷说：“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也。”可见其明确支持庾翼北伐之议；其三，王羲之在具体情况下对北伐的不同态度是因当时的时代条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家庭关系、南北形势、个人性格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形成的，这恰恰反映了王羲之的政治识见和清醒头脑。他的见解不一定都高明，但亦属难能可贵。
第二，性格超迈拔俗，为人坦荡耿介。即《晋书》本传所谓：“以骨鲠称。”王羲之对时事、为政、民情的意见都是正面提出，从不搞小动作，这在当时那种混乱的世事中尤显可贵。对不宜之事，无论公私，王羲之均直言相谏，不避责任。比如在《报殷浩书》中，用激切的言辞谏止北伐，表达对时事的评论，提出战事期间治民的办法。前者如：“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怛，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对殷浩的失败，毫不客气，直言不讳。
后者如：“今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为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均见《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这种免罪充役的举措在特殊的战事期间不失为统治者的适宜之举。由此还可看出其间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对战争和统治者的重要作用。王羲之的这些言论的确表现了他坦荡耿介、殷切诚恳的品格。
第三，智行结合，努力实践。王羲之的儒家思想、用世之才、为官之志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做到了知行结合，有其切实的行为实践。这以王羲之做护军将军时的政治实践为突出事例。《晋书》“本传”中没有说明王羲之什么时候做的护军将军，只说了“复授护国将军，又推迁不拜。扬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劝使应命”，“羲之既拜护军，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护军将军的职权，据《晋书·职官志》记载：“护军犹别有营也……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可知护军有自己的军队，即护军营，下属有官，受命出征还可置参军，颇有权力。
由此推断，护军营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一支军队，王羲之担任此职，说明他既受殷浩与会稽王的重用，也说明他有文武双全的才能。王羲之既担任过文职，也做过武官，并在其行为实践中兢兢业业，极其认真。王羲之的为政实绩，还有如前已提到的东土饥荒，王羲之开仓赈贷。而朝廷的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王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王羲之《遗谢安书》亦说：“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在会稽任上，他也曾做过不少切实的工作。王羲之的这些政治实绩表明，他做到了知行结合，尽力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这是王羲之作为政治家和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所难能可贵的品德和实践。
第四，外儒内道、交互为用的思想形态。王羲之既具儒家思想，又深受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的影响。这既可以说与其儒家思想相矛盾，也可以说不矛盾。说矛盾，是因为儒家思想与道、仙思想在某些思想侧面，如入世与出世思想等的确是矛盾的。以辩证观点来衡量，人往往是一个矛盾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作为真实的人的一面。说不矛盾，是由于人往往在思想上是多层面的统一体。因为事物的对立矛盾并不一定是绝对对立不变的，它的各个层面往往因某种结构、特性、契机而有一种内在联系。
王羲之与中国文化史上的其他一些人物，如李白、苏轼等，即是呈“外儒内道”的思想形态，即他们在与社会和与人相处时，在人生关口的去、留、用等情况下，既有儒家入世、用世的思想态度，并在行为上认真实践，同时也有道家的出世超脱的思想及态度，也常常付诸于行动。王羲之这一为官入世时期即以持守儒家思想及实践为主。王羲之的为官用世不仅贯穿其大部分生平履历，而且言行一致，知行结合，文官武职，谨忠职守，有着较多的政治实绩。
因此说，王羲之的思想呈一种外儒内道、交互为用的形态。应予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王羲之超脱潇洒的性格具有道仙思想，就认为他真的“素无庙堂之志”了。其实，王羲之素有济世匡时之志，希企政治上有所作为，甚至有光大家族之念。王羲之之所以呈现出上述复杂、矛盾的思想状态，与许多魏晋士人的思想心态一样，是与当时时代、社会、人事的背景紧密相关。
由于当时世事混乱，祸福难测，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所以当时士人，尤其是名士们都处在一种严重的忧患心态之中，甚至在野的隐士们也深有危迫感。他们真实的思想形态是常常清虚其外，烦乱其中；旷达其外，忧愤其中；潇洒其外，悲痛其中。王羲之也正为其中之典型。王羲之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书迹有《庾虽疾笃帖》《稚恭进镇帖》《昨得安四书帖》《答殷浩书》《严君平帖》《谯周有孙帖》《乐毅论》《司州供给帖》《太常司州帖》《吾服食久帖》《辞郡帖》《会稽帖》《此郡帖》《兰亭叙》等。
这时期的书艺发展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王羲之35岁之前，即麦华三认为王羲之官吴兴之时。陶弘景曾说，王羲之官吴兴之前，“犹为未称”，也就是说，其书艺成就不高，个人风格不突出。但王羲之在庾亮军中任职之时，殷浩、庾翼、王胡之等人均在军中，一时才俊如林，南楼泳谑，甚得其乐，亦当未辍于书艺；第二个阶段是王羲之38岁前后的一段时期，书艺有了较大的发展。
当初王羲之的书艺在庾翼、郗愔之下，但却后来居上，庾翼不服，想比试，但当他看到王羲之《答庾亮书》时，深为叹服，因此写信给王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这时期的书迹以《庾虽疾笃帖》《乐毅论》《吾服食久帖》为代表，已由成熟的个人风格向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发展，以至“暮年方妙”；第三个阶段是王羲之50岁前后，即在兰亭修禊集会的时期，并书写了《兰亭集序》这一旷世杰作。
三、弃官归隐
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53岁，因与“蒙显授”的王述不和，又“耻为之下”，因而在父母墓前发誓弃官不再仕，从此归隐。二王表面的矛盾隔阂由王羲之引起。王述先为会稽郡守，因为母丧居郡境，王羲之到王述处，只一吊即不再访王述。王述却急切盼望王羲之的到来，每闻号角声，便以为王羲之该来拜访自己了，于是洒扫府院，以待王羲之，这样做已有很长时间，而王羲之最终也没到王述家。王述遂深以为恨，于是以牙还牙。
当王述任扬州刺史，将出发前，走遍会稽郡，走访名臣要人，也不过王羲之家门，临行时才向王羲之打了个招呼。扬州刺史要管辖会稽，王羲之耻于当王述的下属，便遣使到朝廷，要求分立会稽为越州，而使者辞不达意，大为时人所笑。后来，王述到会稽检查公务，辩其刑政得失，主持接待工作的是王羲之的手下人，“疲于简对”，王羲之更以为耻辱。王述密令手下人罗列会稽郡的一些不法之事，叫王羲之好自为之。王羲之乃贵介公子，如何受得这诸多羞辱，遂有誓墓之举。
王羲之弃官归隐的外在原因是与王述不和，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更深一层的内在原因。这种更本质的内在原因，今已有学者论及，这就是二人家族势力的升沉起伏所带来的矛盾。《晋书》“本传”记载：“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世说新语·品藻》中就曾把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的代表与王述作为太原王氏的代表进行比较品评，羲之的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廙都很器重他，曾有“每叹子侄不令”、羲之为“吾家佳子弟”“必将隆余堂构”的话，都流露出继承光大家族的希望。
在过江之初，琅琊王氏十分显赫，几乎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但由于王敦起兵失败及其他一些原因，又加郗、庾二族与桓温、陶侃等军事将领的崛起，以至王羲之步入仕途时，权力已经分散。另一方面，由于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出色的政治才干和机遇的关系，使得本已衰落的太原王氏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永和七年（351）王羲之接替居母丧的王述为会稽内史时，琅琊王氏势力仍稍强于太原王氏，但趋势上却是前者下滑而后者上升。
从这个角度看，王羲之对诸子所说“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即非一时气话，而是包含着对家族命运的忧虑。正如他在父母墓前的誓语：“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他所忧虑的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地位、前途，而是整个家族的兴衰。可以说，这是他的真实表白。誓墓而弃官归隐不是人生的小事，不应因于“闹意气”的表面原由，非有内在深层的重要原因，不会有如此的人生大举措。
王羲之自53岁至59岁卒，主要过的就是隐逸生活。这时他的生活，一是娱情山水，二是采药服食以求长寿，三是痴迷书艺，创作了许多不朽的杰作，如《丧乱帖》《旧京帖》《荀侯帖》《昨得熙帖》《贤室委顿帖》《群从凋落将尽帖》《谢司马帖》等。
王羲之晚年政治上不得志，仕途偃蹇，志在归隐，道仙思想占主导地位，尤其修神仙、求长寿的思想浓重。王羲之与其他许多魏晋士人一样，终生热衷于服食采药，晚年更有狂热化的倾向。“采药石不远千里”“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希冀长生到了极强的程度。钱钟书说：“盖羲之薄老庄道德之玄言，而崇张、许方术之秘法；其诋‘一死生’‘齐彭殇’为虚妄，乃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妄念虚想。”此正指出了王羲之晚年求长寿而薄老庄的思想根源。
其实，人面对生与死的大命题，往往从思想到行为都呈现为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因生的魅力和对死的恐惧而眷恋生，故求长寿，以至于狂热；另一方面，又因死的必然，而发出响彻寰宇的悲慨，即所谓“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绝大多数人都是明了的，但由于生命太美丽，生命太有诱惑力，太有打动力，生命的魅力太强大，而死又太残酷、太严峻、太无情，所以古往今来，人们才在这个人生大命题上表现得那样多姿多彩，以至于怪诞离奇，呈示为奇幻矛盾的状态，王羲之也不能例外。
商承祚说：“当时人如以自己切身体验，不难认识生与死有根本性的差异。”罗宗强也说王羲之思想“最根本之旨趣，实于人生有甚深之眷恋”，这以王羲之晚年尤著。而且，大凡愈近暮年之人，其对生之眷恋愈笃。所以，王羲之乃有此想此举。一方面，几近狂热地采药服食求长寿；另一方面，从心底明白“老之将至”“终期于尽”的死的必然，故发出仰天浩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说他“常恐死亡无日”，表明了他“喻之于怀”的是死的必然。
应该说，这与曹丕“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陶渊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苏东坡“吾生须臾，人间如梦”的慨叹，同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中的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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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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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环中 ：傅舟艺术美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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