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迟迟不伐吴：示弱于外，松懈敌志，不打无准备之仗
司马炎自称帝到发动伐吴战争，大约相隔14年之久。在这14年中，晋王朝的局部边境先后发生过规模不大的一些战争，但大的战争一次也未爆发。为了一次战争准备时间之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我们可以简单统计一下：秦始皇嬴政登基后仅25年，相继击灭六国；汉高祖刘邦48岁于沛县起兵，连年征战，仅用7年便统一天下；隋文帝杨坚即位8年，北攻突厥，南下灭陈；唐高祖李渊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只用了4年时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统一天下共用15年时间，战火经年不断；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用了18年时间，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全面战争，其间基本没有停战的岁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发动统一战争之前，也只准备了四五年时间；清王朝的统一战争进行了16年，大的战事几乎年年不断。
司马炎迟迟不伐吴，自有他的道理。
首先，司马炎敢于以晋代魏，自然说明司马氏家族力量的强大。但这种强大的势力主要不是司马炎积蓄而成的，而是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和父亲司马昭苦心经营的结果。司马炎虽然出身行伍，历任军界要职，可并没有显赫建树，其劳绩、威望远在父辈之下。因此，新生的晋王朝内部并不是平安无事的，曹氏势力与其它反司马氏势力仍然存在。这样，巩固内政，稳定局势就成了司马炎的首要大事。
其二，三国纷争三四十年，比较而言，东吴所受的战乱之苦大大少于魏、蜀，其社会经济所遭受的破坏也就小得多。当时东吴维持着20多万人的军队，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况且名将陆抗等尚健在。当年的赤壁之战，东吴与蜀汉联军仅以六万之众便击败了曹魏20多万军队；夷陵之战，陆逊以少胜多，火烧连营七百里，击灭蜀军主力，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不能不使司马炎有所顾忌。
其三，东吴有长江天险作为天然屏障，历来十分重视舟师建设，其觇斗力很强。从魏到晋。恰恰舟师很弱。不改变这种状况，灭吴便无从谈起。
其四，晋王朝内部意见不统一，以重臣贾充为首的一大批文臣武将极力反对出兵伐吴，这对司马炎来说说是一个很大的牵制。
晋王朝的战争准备从未间断，并且进行得有条不紊，即使在司马炎为其父母服孝的四五年间也是如此。
魏国自文帝曹丕以后，王室日渐腐败，苛政随之而出。例如，为防止战将及长吏不为曹氏卖命，在将吏出征及赴州郡上任时，需将家属留于京师作为人质。司马炎即位之初，便将这一法令废除。魏室既刻薄，又奢侈，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以仁俭为本。并
“初置谏官，以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为之”。
又除汉、魏宗室禁锢，以便更广泛地网罗人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司马炎的对蜀政策。他发布诏令，在五年内减少巴蜀民众的一半租赋，并且采纳了济阳太守文立
“故蜀之名臣子孙流徙中国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倾吴人之望”
的主张，这对稳定蜀地民心起到很大作用。灭吴战争中大将王浚所率水军多为蜀人，能为晋王朝统一天下如此出力，说明司马炎安抚蜀地的政策是成功的。不仅如此，晋王朝对吴国降臣降将同样委以要职，这对瓦解吴国军民的斗志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之，司马炎在政治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使政权逐步稳定，为大规模地进行军事准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战争是军力的较量。司马炎服孝期满后，便以主要精力转向军事准备工作。
他首先选拔了一批卓有才干的将领镇守与东吴交界的地区：
1，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
2，以征东大将军卫瑾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菑(今山东省淄博市临缁区)；
3，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晋缺舟师。羊祜便秘密向司马炎推荐王浚任益州刺吏，专治水军，以凭借长江上游的优势而伐吴。司马炎采纳并加封王浚为龙骧将军，监督益、梁诸军事。
按照司马炎的诏令，王浚只能动用五六百名屯田兵造船，别驾何攀认为这点人太少，后造的船还未完工，已造好的船也就腐烂了。主张“召诸郡兵合万余人造之，岁终可成”。王浚当机立断，先办后奏，令何攀典造舟舰器仗，大修战舰，舰“长百二十步”，可载2000余人，
“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
在古代社会，违诏就是欺君，有杀头的危险。王浚能顺利完成组建水军的任务；且又是灭吴的重要将领之一，这都说明司马炎对王浚的所作所为是满意的。晋王朝建立了强大的水军，这是灭是战争中一支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已为后来的战争实践所证实。
示弱于外，松懈敌志。
战争不仅是军力的较量，而且还是双方统帅智慧的角逐。晋武帝司马炎采取的示弱于外的策略，成功地麻痹、欺骗了吴国，特别是吴主孙皓，导致了吴国军民的斗志松懈。这是司马炎在军事谋略上棋高一着的一个侧面。
一、表示愿意和平的姿态。
早在灭蜀之后，司马氏便遣散骑常侍徐超、给事黄门侍郎孙彧这两位吴军降将出使东吴，带去晋王给吴主的议和信，表示愿和东吴永结友好，并让吴军降将的家眷自愿返回故里，不必再返晋土。司马炎在调整将帅任职以后，力图在晋吴边境保持表面上的平静。比如羊祜在荆州
“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
还大大减少了边界巡逻的士卒，让这些士卒去垦地种粮。羊祜外出，身不披甲，侍卫不过十数人。他与吴将陆抗更是显得十分亲近，陆抗送酒，羊祜照喝；羊祜送药，陆抗也照吃不误。
二、司马炎还在有边患的地区将晋军摆出息事宁人的防御态势。
河西鲜卑族在首领树机能统帅下，数犯晋西北边境，曾于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连斩晋大将胡烈、牵弘二人，又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斩杀凉州刺史杨欣，并攻占了整个凉州。其间晋军虽与树机能部交战几次，但均是被动应付,也未收到成效。直到司马炎定下大举伐吴决心之时，才以马腾主动出击讨伐树机能。
晋吴边境的局部冲突，都是由吴军进犯才引起的，晋军甚至丢失了要地交州、西陵也未作出大规模的反击。匈奴右贤王刘猛叛晋出塞，作乱两年，晋军仅在一次防御战中重创刘猛，最终还是收买了刘猛的左部帅李恪，靠李恪谋杀了刘猛才瓦解了匈奴叛军。以晋国之大，兵力之雄厚而言，欲平息鲜卑、匈奴族的骚乱，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实上后来马腾仅以3000之众就消灭了树机能部便是证明。
那么为什么司马炎在近10年时间内不组织强有力的反击呢？
比较合乎逻辑的推理，当是做给吴主孙皓看的一种假象。如果晋军迅速击灭树机能、刘猛所部的话，很可能惊动东吴，使其窥出司马炎伐吴的企图，这显然对晋国不利。在晋吴边境这个方向上，晋军胜少负多，丢失土地不少，可以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这就助长了吴军频繁出击的企图和行动。把晋军在东南、西北两个方向所采取的同一策略联系起来分析，便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司马炎故意示弱于东吴，吊起孙皓逐步蚕食晋土的胃口而疏于国内防务，以便晋军秘密完成战争准备，达成伐吴的突然性。
从史实来看，司马炎“示弱于外”的策略是成功的。
孙皓本来就仗恃长江天险而轻视晋军，加之晋军始终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孙皓更相信晋军无力侵吴。有些吴将则较早看清了司马炎的真实企图。吴镇西大将军陆凯曾在公元266年就指出，晋新并巴蜀便遣使求和并非真心实意，而是准备聚集力量等待时机而已。吴地建平，乃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塞。晋将王浚在上游秘密打造战舰之时，造船用的碎木板难免落入江中，顺江而下。建平太守吾彦便拿着捞起的碎木板去见孙皓，禀报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孙皓不听，吾彦只得用铁索横断江路。吴大司马陆抗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病重，自知朝不保夕，仍念念不忘长江防务。《资治通鉴》记载他上疏说：
“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在此以前陆抗曾建议用3万兵马镇守西陵、建平，吴主不从，《资治通鉴》记载陆抗又提议：
“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并力备御，底几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陆抗是夷陵之战名将陆逊之子，在当时吴军之中，舍其不能敌晋军。也只有陆抗才敢于把吴国疏于江防的糟糕状况言明于主上。可是孙皓连陆抗的劝告也听不进去。陆抗于公元274年去世，吴军从此便再没有得力的统帅了。孙皓昏庸之极，既不修防务，又听任一些将帅四出略地，一得小利，便忘乎所以，以为亡晋指日可待。这种君主最终成为他人的阶下囚，实属必然。
结束语
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之中，晋武帝司马炎的武略并非昭著，但他作为军事统帅，“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晋书》中的这段话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