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讲究门第，但为什么司马睿中兴四佐无一人是世族，都是草根？

众所周知，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南、北世族拥戴下称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晋帝国，史称“东晋”。因世族权势巨大，东晋初就基本确立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体制，并由此开启东晋前中期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与皇帝联合执政的典型门阀政治时期。然晋成帝时，朝野出现“中兴四佐”之说，也就是辅佐晋元帝司马睿的最重要的四个大臣，但这里面却不包括王导等朝廷重臣，而是后人不甚熟知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他们生平事迹如何？因何获“中兴四佐”之美誉？又为何在后世名声不显？

两晋士族门阀分布示意图

一、“中兴四佐”生平简述

（一）刁协

刁协（？—322年），字玄亮，渤海郡饶安县（今河北盐山）人。西晋时，任太常博士、渤海郡大中正等职。

“永嘉之乱”爆发，刁协渡江，投奔司马睿，历任军谘祭酒、丞相左长史等职。因忠诚、干练，逐渐被司马睿倚为心膂。

司马睿称帝后，刁协任尚书令。他与刘隗等人悉心尽力，推行“刻碎之政”，强化皇权，抑制世族，遭到琅琊王氏等世族的仇视。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讨刁协、刘隗，清君侧为名，东攻建康。刁协建议晋元帝诛灭留居建康的王氏族人，晋元帝不允。建康陷落前，晋元帝命刁协等逃离。因其年老体弱，不能骑马，行动迟缓，加之平时苛虐随从，逃至江乘（今南京东北）时遇害。

（二）刘隗

刘隗（273—333年），字大连，彭城郡（今江苏徐州）人。西晋时历任秘书郎、彭城内史等职。“永嘉之乱”时避乱渡江，被司马睿揽为心腹，任御史中丞。鉴于世族势盛，刘隗与刁协联手，强化皇权，抑制世族，遭致世族嫉恨。王敦第一次叛乱，建康陷落前，刘隗率家人、亲信逃奔后赵石勒，后死于内乱。

（三）周顗

周顗（269—322年），字伯仁，汝南郡安成县（今河南汝南）人。西晋时曾任秘书郎、镇军将军长史等职。“永嘉之乱”，周顗渡江，历任军谘祭酒、荆州刺史、吏部尚书、护军将军等职，成为晋元帝的心腹。

王敦第一次叛乱时，王导率留居建康的数百族人跪在宫门前请罪。周顗虽佯装不理睬王导的请托，但多次密奏，极力劝谏元帝毋诛灭王氏。

王敦叛军攻陷建康后，在王导默认下，杀害了周顗。后来，王导在宫中检稽旧档，看到了周顗多次营救自己的密奏，不禁痛哭流涕。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四）戴渊

戴渊（269—322年），字若思，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人。年轻时曾为盗，后经陆机劝解感悟。司马睿称帝，戴渊历任尚书、护军将军等职，因履职勤勉，忠诚可靠，成为晋元帝的心腹。为防范王敦，掌控军权，晋元帝命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

王敦之乱爆发后，戴渊回京，指挥平叛。经过激战，京军战败，建康陷落，戴渊也被王敦残杀。

二、四人为何获誉东晋“中兴四佐”？

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王敦再次起兵叛乱，兵败身死。晋明帝为周顗、戴渊等平反、追赠。刁协、刘隗因出逃，未能以身捍御君父，遭众朝臣指责，未获平反、追赠。

晋成帝时，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朝廷，请求为父亲平反。辅政大臣庾冰认为，刁协不能以死报君，反而死于逃亡途中，不宜平反、追赠。丹阳殷融激愤，上奏说：“王敦恶逆，罪不容诛……中兴四佐，位为朝首。于时事穷计屈，奉命违寇，非为逃刑。谓宜显赠，以明忠义。”晋成帝及公卿众臣最终不仅采纳了殷融的建议，而且对他提出的“中兴四佐”的称谓，也未有异议。

东晋朝臣

众所周知，晋元帝“中兴”，其时朝廷辅佐如王导、郗鉴、顾荣等南北世族领袖、流民帅，可谓俊彦济济。为何刁协等四人能脱颖而出，荣膺如此美誉？

论及其中缘由，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当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典型门阀政治体制。以司马睿为首的西晋宗室，并无独力建国的能力；以王导、顾荣为首的南北世族，之所以拥戴司马睿，一则看重他晋朝宗室的身份，二则自身威望不高，难以实现登高一呼四海归附的效果，因此不得已拥戴晋元帝，以“中兴”为号召，凝聚江南官民，齐心协力与北方的匈奴、羯等异族抗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元帝“中兴”，是皇权不完整的“中兴”，王导、顾荣等南北世族，更多的还是注重本家族权益在江南地区的保全与最大化，而不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驱逐鞑虏、恢复晋朝河山。

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东晋建国后，皇室内部、皇室与世族、世族与世族、世族与流民帅之间的各种权争轮番或交错上演；为何锐意北伐，收复失地的祖逖处处受掣，以至郁郁而终，北伐毁于一旦；为何庾亮、桓温等发动的“北伐”，往往流于形式，多以失败告终。

因此，出身寒微的刁协四人，既无门荫可依，只能凭藉自己的能力及对皇帝的忠诚，逐渐跻身高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皇权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四人才会尽心尽力地辅佐晋元帝，不遗余力地推行强化皇权、抑制世族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打破了皇权与世族间微妙的权力平衡，遭致权益巨损的世族嫉恨，最终酿成王敦之乱。

不难推测，与刁协等四人或堪称同志的殷融心目中，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堪称社稷之臣，皇帝之佐，绝非王导、王敦等只顾家族私利，甚至起兵犯上之辈可比。因而，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为刁协平反，并褒誉四人为“中兴之佐”，毫不留情地将王导等虽托名重臣，实则国贼之辈排斥于外。晋成帝、庾冰等对此虽心知肚明，但时移境迁，人物代谢；王氏家族已被庾氏家族取代；利益攸关方或死或隐；皇室、世族相互牵制、依存的联合共治的门阀政治格局，势难逆转；因此，晋成帝及世族对“中兴四佐”的称誉，心照不宣地默认了。

三、“中兴四佐”为何后世名声不显？

为何无论是东晋中后期，还是后世，“中兴四佐”的事迹并未广泛流传，为人熟知呢？文史君推测，当有以下三个缘由：

一是如前所述，东晋中期，由于皇室与世族逐渐实现了权力分配、共享的微妙平衡，因此，门阀政治体制逐渐稳定、巩固。无论皇室，还是世族，均对晋成帝欲皇权独尊，进而激化皇室、世族权争的往事讳莫如深。众世族虽出于自家门户利益考虑，联合皇室挫败了王敦为使王氏独大而发动的第二次叛乱，也不得不违心认可皇室对周顗、戴渊、刁协的平反与追赠。虽然，这是世族妥协的底线所在，但这不能说明，他们对刁协四人的作为不耿耿于怀。因此，他们绝不会容忍皇室大肆褒扬刁协等人，绝不会允许刁协等人的事迹在朝野传颂，更不会允许朝廷中再出现刁协辈的臣子。久而久之，刁协等人逐渐被时人、后人淡忘。

二是时人多将四人视为引爆王敦之乱的肇事者。晋成帝在《追赠刁协本官诏》中就指出：“协情在忠主，而失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而实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衔耻，致祸之原，岂不有由！”在晋成帝看来，刁、刘等授人以柄，致使王敦起兵犯阙，酿成国危、主辱、身死之困局、死局，可谓不智；逃亡敌国，苟且偷生，更是罪不容赦，无足称道。

三是刁协四人虽精明强干、忠诚皇室，但品性上难免有缺陷与瑕疵。被晋元帝誉为“抗志高亮，才鉴博朗”的刁协，被誉为“宰辅之冠盖”的周顗，被陆机誉为“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的戴渊，或刚毅聪察、不习苟且，或不脱魏晋名士旧习，酗酒放诞。这些品性上的缺陷或瑕疵，使他们与儒学士大夫尊崇的典范人物形象无疑存在着巨大反差，与百姓津津乐道的清官能吏更是相距甚远。

文史君说

东晋建国初，门阀政治格局初步形成。不甘皇权旁落，与世族共治的晋元帝信用刁协、刘隗、周顗、戴渊，大力推行强化皇权、抑制世族的举措；出身没落或寒素阶层的刁协、刘隗、周顗、戴渊，或因无门荫可依，或基于忠君伦理信念，也将皇权视为进身之本，义无反顾地卷入皇权与世族权争的激流漩涡中，并因而招致杀身之祸。随着门阀政治体制的巩固，他们的事迹也逐渐被时人或后人有意无意地淡化、淡忘了。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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