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咧两晋（十三）司马邺被拥立为帝，为何西逃长安，而非南逃江东
永嘉之乱中前赵大将刘聪率领大军攻破洛阳城，包括晋怀帝司马炽在内的王公大臣被一网打尽，各大门阀世家和勋贵皇族纷纷出逃。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们绝大多数人出逃的方向是南方，于是形成了大量北方人南逃江东的态势，使得西晋在中原和北方的统治名存实亡。后来这些门阀和贵族在江东拥立琅琊王司马睿为帝，留下了东晋偏安的半壁江山。然而在司马炽被俘虏后，继任者司马邺却没有跟着南逃江东，而是被一众王公大臣带着西逃长安，并在长安继承了皇位，成为了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
从史料记载的当时情况看，西逃长安明显不是合适的选择。首先，长安在北方，距离盘踞在山西南部和河南的前赵政权不远，随时可能面临匈奴大军的攻击。其次，长安、雍州乃至整个关中地区在八王之乱中被打得残破不堪，不但军队大幅度损耗，天灾人祸也使得民生极为困难，根本无力养活残余的西晋朝廷。
第三，西晋朝廷和北方重要的门阀家族都南逃，留在北方的势力非常弱小。这些势力根本无力抵抗匈奴大军，要保住长安的晋愍帝非常困难。实际上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上述三点，长安城在抵抗三年后被攻破，晋愍帝司马邺也成为继晋怀帝司马炽之后第二位被俘的西晋皇帝，于是西晋彻底灭亡。
实际上当时西晋面临的乱世是明眼人都看得明白的，绝大多数门阀世家和勋贵皇族南逃就是最为典型的表现。八王之乱早已让北方的国力消耗殆尽，不论怎么折腾都是苟延残喘，根本无力阻止西晋灭国的命运。不论是刘琨在山西北部的坚持，还是祖逖自己招募军队北上救援，都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他们尽到了对国家的忠诚，却只能短暂的延续国祚，而无法改变其灭亡的命运。而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崛起，建立各个胡人政权，已经成为北方的大趋势。此时西晋朝廷再在北方重建已经是不可能，南迁到江东蓄积力量复国，才是正确的选择。
可部分西晋朝廷的大臣没有如此考虑，而是带着司马邺西逃长安，在长安拥立其称帝，重建了西晋的首都，最后也只苟延残喘了三年而已。是这些大臣都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吗？或者他们都忠于西晋，认为长安这样的古都才是复兴国家的希望？实际上这些大臣都是王公贵族和门阀子弟，都是有着很丰厚的政治经验的，他们也都不是看不清形势之辈。他们明知长安在匈奴大军的铁蹄之下，仍旧带着晋愍帝司马邺西逃长安，并不是为了复兴国家，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图谋。这既是一种政治投机，也是为了在乱世中实现自己的野心。
从司马邺在长安登基，到长安城破被俘为止，这三年中西晋朝廷的表现来看，可以充分的说明了这个小朝廷的政治图谋。从司马邺逃出洛阳一开始，他就被门阀贵族控制在手中，实际上只能是一个傀儡皇帝。不论是他的舅舅颍川荀氏的荀藩、荀组兄弟，还是豫州刺史阎鼎，或者是后来拥立他称帝的南阳王司马保、雍州刺史麴允、京兆太守索綝等人，都把司马邺当做了手中的筹码，借此号令天下，这是典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单从这一点来看，这些人就没有复兴和重建西晋的想法，而是借司马邺谋求各自的私利。
司马邺是吴王司马晏的儿子，又嗣爵秦王司马柬，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在逃出洛阳的皇室子弟中最有继承权的。与他相比，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只是疏散的宗室，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这些人拥立司马邺，可以在政治上达到号令天下目的，避免晋朝皇室的大权被司马睿及其支持他的门阀世家所掌控。
由于吴王的势力在江东的地盘上，所以这些人不能带着司马邺南逃，而只能选择长安。如果让司马邺回到江东，必然受到江东门阀和南逃北方门阀的支持。这样一来，他们想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就不可能了。而司马邺在长安举目无亲，又没有私人势力，必然成为这些人手中的傀儡。
实际上在刘聪的大军围攻长安期间，这个长安的小朝廷内部也是争斗不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拥立司马邺的忠臣良将，暗地里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通过各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当刘聪的大军进攻猛烈时，他们才会团结起来抵抗匈奴人。一旦战局放缓，这些人就会停下步伐进行观望，甚至暗中与匈奴的军队勾结，谋求出卖司马衷换取政治利益。不论是索綝和司马保之间争夺对司马邺的控制权，还是司马保的军队在长安城外观望，或者是索綝派儿子暗中与刘曜提出献城的建议，都是为了各自的私人利益。
因此在这些人眼里，司马邺就是实现自己野心的筹码，随时都可以用来出卖，并换取各自的家族利益。从当时的北方形势看，这些人谋求的利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朝廷的名义吸引被打碎了的西晋北方的地方政权，聚集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是谋求割据自立，形成与匈奴等外族政权对峙的藩镇，成为一方的土皇帝。如果能以皇帝的名义得到江东更多的支持，那这些门阀贵族就能在北方站稳脚跟，甚至建立自己的封国。如此一来，复制曹操一统北方的成功之路就成为了可能。
实际上不仅仅逃到关中长安的门阀世家和王公贵族打着这个主意，就连五胡十六国的皇帝们也是这样想的。前赵的刘渊之所以要打着刘备和刘禅的旗帜，其目的也是为了招揽北方的门阀。这不仅仅是为了战争资源，也是为了扩大匈奴人在北方的势力范围。有匈奴的先例在前，其他的少数民族如鲜卑、羯、氐、乌桓都有着这样的打算。于是后来在北方先后出现十六国胡人国家，他们并互相征伐，打得整个北方大地支离破碎，其目的便是要走这条路。而最后完成这一目标的，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
因此，这些把司马邺带到长安，并将其拥立为帝的王公大臣并非出于忠于国家的选择，而是进行政治投机，为了达到趁乱世实现野心的目的。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方门阀势力的支持，都有自己的军队和人脉网络。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门阀世家的意志体现，一切为了门阀世家的野心和利益服务。
从本质上看，这就是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给国家带来的严重隐患之一。当国泰民安之时，朝廷实力强大，各大门阀无法挑战朝廷的权威，自然必须遵守制度的规则。进入乱世，这些门阀的势力便足以趁机架空朝廷，扶持傀儡皇帝，成为乱世中角逐皇位的一方强权。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些人的本质，所以他们以司马邺名义发往全国的诏令形同虚设。既没有得到多少资源，也没有招来太多的援军，只能困守在关中长安，一步步的走向灭亡。实际上远在江东的司马睿也早已等着这个小朝廷的覆灭，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机会登上晋朝的皇位，支持他的琅琊王氏才能掌控国家的大权。因此可以说司马邺在长安的结局完全是门阀斗争所导致的，也是门阀世家瓜分国家利益而产生的悲剧。司马邺只是无法主导局势的傀儡皇帝，他只能成为各方争夺的筹码，最终的结局也是乱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