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山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围点打援的典型战例,也是南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战过后,南唐彻底失去和后周争雄的势力,被迫割地称臣,皇帝去帝号,改称国主。对于南唐在紫金山战役中发生的惨败,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各方面的总结,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是南唐军队弱于后周军队,面对柴荣御驾亲征,赵匡胤、张永德、李重进等名将,毫无抵抗之力。也有的认为是南唐将帅不和,监军使陈觉与元帅李景达有矛盾,才使得南唐军队阵前叛变,最终导致了失败。虽然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从大局来看,根源还是在皇帝李璟身上。
从史料分析可以看出,从李璟拒绝韩熙载的建议,坚持任用监军使陈觉为元帅李景达的副手时,南唐就已经败局已定。虽然过程中发生了陈觉与李景达将帅不和,大将朱元阵前投敌的事情,但这些都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而只是核心原因引发的结果。分析紫金山之战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得从李璟拒绝韩熙载的起因说起,这才是南唐失败的根源所在。而这些根源既在皇帝李璟身上,也是南唐朝廷的顽疾。只要这个顽疾存在,南唐就不可能胜过北方的中原王朝。后来李煜做了皇帝,也受困于这个顽疾,国家没有翻身的希望。
南唐的政权继承于南吴,而南吴建立又始于唐末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从杨行密起家的经过和南吴建立的过程看,这个南方的国度从诞生之日起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杨行密是农民出身,经过农民起义和唐末招安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基业。在杨行密崛起过程中,有很多跟他起家的南方子弟,这些都是庶出的家族。南吴建立后,这些家族掌握了朝廷大权,成为了新国家的勋贵。到了南唐的时候这些勋贵组成党羽,把持朝政,成为朝廷中一股相当大的势力。这些势力以宋齐丘、冯延巳、冯延鲁、陈觉等人最具代表性。
由于残唐五代十国的混战,北方有很多门阀子弟南下避难,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和财富。这些南下的子弟进入南方各国后被朝廷所吸纳,也成为南方十国的重要大臣。北方南下的子弟自认为门第高于南方的庶族,所以很看不起南方的勋贵。而南方的勋贵又认为北方南下的士人进入朝廷抢夺了权力和资源,所以结党排挤北方南下做官的士人。韩熙载就是北方士人的代表,他受到南唐李昇和李璟两位皇帝的宠信,与南方勋贵朋党水火不容。北方士人南下后也不会孤军作战,他们也结党对抗南方朋党,比如韩熙载、孙晟、王崇文便是一党。
这两帮人在南唐朝廷中长期互相攻讦,矛盾很深,无下限的争权夺利是常态。皇帝李璟一方面需要本地人为主的南方党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又要吸纳北方党来强化朝廷和制衡南方党,使得朝廷之中党争非常严重。而在紫金山之战的问题上,两个党派的争端主导了这场战争,也成为南唐兵败的根源。
从战争的形势看,南唐处于守势,前期丢掉了很多土地,但寿州仍旧在名将刘仁赡手里,并不是没有反攻取胜的希望。而后周虽然在前期作战顺利,但在寿州城下屡屡受挫,而且还被刘仁赡抓住机会打反攻,很多地方得而复失。在这种情况下,李景达率领南唐水军五万人支援,完全有逆袭的可能。
从紫金山发生之前的战局看,后周虽然先期取得了优势,但攻势出现颓势,作战方面有很多困难。一方面是寿州为南方有名的坚城,易守难攻,地势方面对后周军队不利,他们有被反包围的危险。另一方面南方水网纵横,路况条件很差,对于不善水战的北方军队来说对战斗力是很大的削弱。而李景达从江南所来的援兵又是水军,正好借助水网交通打仗,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从这个情况看,寿州的防守反击策略是卓有成效的,对于北方军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如果李景达的五万水军能合理利用,柴荣面临的将是后勤不足,被迫退军的窘境。
可是当李璟派弟弟李景达为元帅领兵支援刘仁赡时,政治上的矛盾出现了。李景达是李璟最小的弟弟,很受南唐开国皇帝李昇的宠爱,一度要被立为太子。因为以宋齐丘为首的南方本地勋贵以兄弟长幼之分为理由阻止,李昇最终还是立李璟为太子,李景达封为宣城王。李璟即位后,立李璟遂为皇太弟齐王,封李景达为燕王,并在李昇的灵柩前盟誓,约定皇位兄弟世世继立。于是在政治上出现了奇葩的现象,南唐的储君不是李璟的长子李弘冀,而是皇太弟李璟遂,而李景达则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于是围绕着这个储君的位置,南唐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争夺。具体在李景达这块,却体现在南北两党的内斗上。李景达向来与南方本地朋党不合,认为他们是奸佞之臣,常常上书弹劾。而在紫金山之战中,李景达支援的刘仁赡是实打实的本土派将领,刘仁赡的父亲是跟着杨行密起家的南方名将刘信。出于对皇位的控制,李璟对弟弟李景达并不放心,又派了南方派的陈觉为监军使。这使得李景达包围在两个南方派中,天然的矛盾便产生了。于是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中,三人互相猜忌,互相扯后腿,这仗完全就没法打了。
在大军出发前,韩熙载就向李璟提出了建议,让免去陈觉的监军使一职,用元帅李景达全权指挥战争。可是这个建议没有被李璟采纳,陈觉在紫金山之战中成了南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李璟不采纳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廷党争和他个人的猜忌所致。一方面当时南唐党争特别厉害,韩熙载和陈觉是党争对立的两个阵营。当韩熙载上书说陈觉“志大才疏,嫉贤妒能”时,李璟天然的认为是党争争权的结果,于是不采纳韩熙载的建议。另一方面李璟对李景达的猜忌,也需要有人来掣肘李景达的军权,所以这个监军使必须存在。
陈觉等本地南方朋党本来与李景达就不合,这下有了监军使的权力,干脆把李景达架空,于是紫金山之战中很多军事命令都是由陈觉等人决定的。李景达大军的目的是顺江支援固守寿州的刘仁赡,可是大军到了紫金山却停了下来,不再向寿州靠拢,这实际上是朝廷内部争端向军队延续的结果。
在军队内部李景达和陈觉扯皮,陈觉等人还想借着后周军队之手削弱军队中外地人的力量。而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也引起了军队内部争端,大将朱元临阵投敌就是这种争端极端化的表现。当军队陷入这种争端时,对寿州的支援就很不到位,让刘仁赡陷入后周军队的包围之中。
刘仁赡也曾想着自救,他建议李景达派大将边镐接替自己守寿州,自己亲自带兵与后周世宗柴荣的主力决战。这本来是一步好棋,一旦成功必然让后周吃大亏。可陈觉又不同意了,气得刘仁赡吐血。因为陈觉怕刘仁赡让出寿州兵权后,这个战略要地会被李景达的人所控制。这样一来李景达在战争中权力太大,自己管不住,没办法向皇帝交代。于是让刘仁赡缩在寿州城里打得缚手缚脚,边镐也无法带兵接替寿州防务。仗打到这个程度,南唐大部分时间都在内部扯皮中度过,眼睁睁地看着柴荣带着赵匡胤、张永德、李重进步步蚕食寿州的战斗优势。
就这么僵持不下的熬了一年多,不但把寿州的战争潜力都消耗光了,也使得南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士气非常低落。在这样的情况下后周逐步占据寿州城外的战略要地,然后引诱紫金山的南唐军救援,用典型的围点打援策略击败了南唐军队。紫金山南唐军溃败后,寿州无力支撑,最终刘仁赡在病重中得知了部下献城的消息,后周军队最终完成了夺取寿州的战略目标。有了寿州,建康就在后周军队的兵锋之下,这就彻底断送了南唐翻身的希望。于是紫金山战败和寿州的丢失,让南唐彻底没有了与后周争雄的本钱,从战略上输掉了整个国家。
总结南唐在这场关乎国运大战中的失败,可以说皇帝李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在处理所有问题时,都是从党争和权力分配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战争本身的重要性。这使得参与战争的军队和官员根本无法把战争的胜负放在第一位,而是反复的在内耗中消磨。这不但让南唐的战争优势逐步丧失,还离间了军队的人心士气,把大好的形势拱手送人。中国历史上这种看不清楚形势的皇帝很多,李璟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这种做法后来也延续到李煜身上,使得南唐朝廷内耗和党争更加激烈,面对北宋时更加无力抵抗,只能成为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