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创建期，李渊起兵、定鼎关中的过程中永济的地位如何？
唐初永济属河东郡，因该地战略地位重要，又置蒲州启管。武德九年，废暮管府置都督府，复为州。开元八年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不久停中都，复为州。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属河东郡。乾元二年，汉朝设为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唐中都反复变更，加之唐代曾两度在蒲州设都，虽为时短促或未成为现实，但都说明蒲州所处位置的重要。
唐代河中府是东西二都长安与洛阳间的交通枢纽，又是河东诸郡通往长安的咽喉要道，占据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在李渊起兵、定鼎关中过程中、唐创建初期、安史之乱、唐朝藩镇割据、唐末农民战争以及唐末藩镇兼并战争六个时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就李渊起兵、定鼎关中过程中和唐朝创建初期这两个节点永济的地位展开讨论。
一、李渊起兵、定鼎关中
大业十三年，李渊集团在晋阳起兵，后沿汾河南下，挺进关中。当时永济所在的河东地区在李渊起兵、进击长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当年，李渊晋阳起兵取得成功后，又顺利攻克霍邑，然后连破临汾、绛郡。大军进至龙门，李渊即欲率军渡河，挺进关中。当时，可供渡河的道路有三：一为黄河东岸的龙门和西岸韩城间的龙门山和梁山；一为河东城西的蒲津桥；一为风陵渡口。
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南下攻取河东，然后再过蒲津桥入关。河东户曹任瓖则建议“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台邸日。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
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蒲津桥为屈突通所控，风陵渡在蒲津桥南，屈突通又善于守城，河东郡城一时难于攻下，而李渊以轻兵袭取长安，利在速战，不宜拖延。当时，正好有河对岸的冯翊郡的农民起义领袖孙华渡河前来归附，李渊就派王长谐、刘弘基、史大奈等率兵6000为先锋，抢先渡河，自己引大兵暂驻龙门。
当时李渊有这样的计划，如果屈突通率兵过河追击先锋军，李渊就率大军攻占河东；如果屈突通全军守城，那么，渡河以后，就迅速占据蒲津桥西岸，封锁桥梁。这样河东城就会陷入被扼喉、绊背的境地。
结果先头部队过河后，屈突通只派部将桑显和率数千人过河夜袭王长谐等，被王长谐、孙华联军击败。桑显和退回河东，并自断蒲津桥，阻断大河两岸的通道。至此，是舍河东入关，还是先克河东，然后入关，又引起争议。李渊犹豫不决，遂召集幕僚商议。
薛大鼎劝李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但是，当时诸将不同意，主张先攻河东。
李渊想采纳薛人鼎之议，舍河东而先渡河进取长安，但裴寂认为：“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裴寂的看法是屈突通手握精兵，盘踞坚城，如果舍此入关，一旦长安也久攻不克，我军退路将被堵截。那时腹背受敌，实为冒险之举。
因此他主张先克河东，然后入关。长安凭借河东援助，屈突通失败，长安必破无疑。裴寂的看法代表了河东起事的大部分人的看法，他们要求作战要稳妥，必须有河东这一退路，一旦失利即可退保河东。
李世民的见解正好相反。他不同意裴寂先攻取河东的建议，认为“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能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
他认为兵贵神速，应乘士气旺盛之机，率领归顺的将士，西入关中，长安的隋军必定震骇恐怖，等不到他们施展智谋和勇力，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不战自溃，长安唾手可得。如果久攻河东，屯兵坚城，就会使长安的隋军得到喘息和防备之机。
那时就要坐费时日，一旦将士离心，宏图大业就会化为泡影。况且，关中地区接踵起事的将士，不知归属，应尽快招抚怀柔。屈突通只不过是一个“自守虏”而己，不足为虑。
李世民则锐意进取，攻占长安是其首要目标，因为要图发展就必须出河东入关中，而割据河东，当一个割据一方的土霸王是他所不愿意的。李渊听取了几种意见后，力求稳妥，决定留少数兵力继续围攻河东，自己亲率主力渡河，挺进关中。过河后，首先抢占华阴永丰仓，然后派李建成、刘文静等率军数万，扼守撞关，防止关东兵马及屈突通入关。
自己进驻长春宫。当时李世民的部队迅速扩展到13万，直逼长安城。随后，李渊等人也来到长安城东门外宿营。十一月，李渊军攻破长安。十二月，屈突通自知兵力单薄，无力西进，又听说长安己经陷落，便留桑显和镇守关北城，自率部分兵士东行，企图逃奔东都洛阳。
屈突通东行不久，桑显和当即举城投降。刘文静火速派窦琼等率轻骑与桑显和追赶屈突通。行至稠桑，屈突通布阵自卫，但所率隋军全部临阵倒戈，屈突通投降。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李渊起兵、定鼎关中过程中，河东郡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李渊顺利攻克霍邑，大军进至龙门，欲渡河挺进关中，当时河东郡有重要的渡河津梁—蒲津桥，另一渡口风陵渡又在蒲津桥南，也就是当时有两条入关路线与河东郡有关，因此，可以看出河东郡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当时，是舍弃河东入关，还是先克河东再入关，引起很大的争议，有鉴于此，李渊当时对河东给予很高的重视。时屈突通控制蒲津桥阻断南下过河之路，正是冯诩“贼帅”孙华的接应，李渊才得以从北面的梁山济河，取韩城道直逼长安。所以当时河东未能攻下，给李渊入关造成了很大的阻力。由此可见，永济在李渊起兵、定鼎关中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唐创建初期的战略地位
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晋阳起兵，后南下入关，并随之夺取长安。时刘武周于隋末割据马邑后，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大肆南侵。武德二年十月，相继攻陷了太原和以南大多州县，一时间，河东几乎全部沦陷于刘武周之手，威胁新生的唐政权。因此，李渊派李世民率唐军进入河东，征讨刘武周，收复失地。就是在这一事件中，显示了永济重要的战略地位。
刘武周于唐武德二年初，得突厥500骑的援助，兴兵南下，兵逼太原，攻之不下，便绕开太原继续南下，攻占平遥、介休，并击败唐裴寂所率援军。但因为太原未下，太原的军力对刘武周继续南下有一定的牵制力量，而南面州县也因太原坚守而抗击刘武周，使刘武周的兵锋一直没有越过晋州。结果，在此关键时刻，李元吉弃太原而逃，刘武周轻易占有太原，之后，命宋金刚南下。宋金刚很快攻下晋州，又进逼绛州，陷龙门等地，一时间河东几乎为刘武周所有。
史载：“时王行本（隋将）犹据蒲坂，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也就是说，刘武周和王行本对河东形成一种南北夹击之势。当时，李渊出其手救日：“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己。”从中可以看出，永济在当时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时唐军在刘武周的进击之下，无向南的退路，这使得唐军的势力难以在河东立足。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坚决要攻打河东，当时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珍武周，克服汾、晋。”
李渊同意了李世民的诸求，但是鉴于刘武周的势力强大，与此同时，占据蒲坂的王行本可能乘机北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李世民带领唐军经过柏壁之战等多次重大作战，终于全部歼灭刘武周及其部将宋金刚部，取得了收复河东的重大胜利。
李世民最终取得抗击刘武周的胜利，其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世民抗御刘武周的时候，在蒲坂的王行本虽然归附刘武周，却一直按兵不动，这为李世民抗击刘武周提供了一个机会。假如王行本在李世民攻打刘武周时，王行本乘机出兵，必然会使李世民陷入较为困难的境地。
总结
当时李渊“悉发关中兵”，即李渊手中己无军队，如果王行本北上攻打李世民的军队，李渊不会抄其后路，可以看出，王行本当时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战略机会。或者退一步说，如果这个时候王行本不攻打李世民，却乘机攻打长安，也必然会对唐朝构成很大威胁。
然而，这两种想法王行本都未能采纳，也就是说，王行本处于一个战略要地，历史又给他一个机会，他都未能把握住。后来李世民在统一河东过程中，王行本当时的按兵不动，又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由以上分析足以看出，永济在建唐初期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