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数万的徐有功，说明了武则天虽然残暴、好杀，却一点都不昏庸
武则天统治时期，尤其是酷吏横行的十四年中，唐王朝或者说武周是一片万马齐喑，李唐宗室被屠戮殆尽，狄仁杰这样的宰相级高官也只能勉强自保。
而一直是中低级司法官员的徐有功，却成了依靠律法对抗酷吏的一道清泉，在武则天手指缝中为大唐保留了一点元气。
徐有功为官十五年，更正冤案六七百件，救人数以万计。尤其是徐有功毫无私心，为官公正、专业、清廉，酷吏们对这个眼中钉也毫无办法。
武则天虽然残暴、好杀，但她非常清楚指正自己错误和试图染指自己权力的区别，对于前者，她能一定程度接受，对于后者，只有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灭一个结果。这才是徐有功虽然二次被陷害贬官，却又二次被武则天启用的根本原因。
【书香门第、勋贵后人】
徐有功的爷爷是隋末唐初知名学者徐文远，被唐高祖李渊封为东莞县男。徐有功继承了爵位，明经科举考试出仕，是大唐开国勋贵后人当中少有的科班出身。
徐有功在地方上做了多年的司法官员，50岁才任从六品上的司刑（大理寺）丞，算是大理寺这个副部级单位里的实职处级干部，官升的算是比较慢的。
在地方时，徐有功被称为“徐无杖”，一直力求对案犯从宽处理，从不刑讯逼供。这种方式好坏见仁见智，对地方的治理效果如何也不好判断，但至少说明徐有功还是一个标准的传统文士官员，有善心。
徐有功升官不快估计也和这方面有关，如果20岁出仕的话，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才从从八品下的司法参军升到从六品上的理寺丞。按徐有功的爵位和人脉，如果擅于钻营，肯定不止于此。
唐代大理寺是司法机构中最为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大案要案，要经大理寺复审才能移交刑部最终执行，制度设计原本还是很严谨的。只有武则天酷吏统治时期，才发生过一间牢房能把人从举报到处决所有办案程序都走完的事情发生。
好在当时武则天并没有完全破坏大唐律法，武周也是延续大唐法律，因此，徐有功在大理寺还是有一定权力的，真正武则天关注的大案要案插不上手，但其他案子还是按程序进行的。
同时，徐有功多年在司法部门历练，虽然少用刑罚，但对于大唐律法的掌握应该是相当专业。而这些酷吏，大多是市井小民出身，有些甚至不识字，靠告密、罗织、狠毒才能实现武则天的意图，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也就是捏造事实、刑讯逼供的水平，这就给了徐有功从法律角度维护大唐律法权威性的机会。
以上两点，才是徐有功能够更正冤假错案、活人数万的重要原因。
【一个典型案例】
《全唐文》、《通典》中详细记载了几个徐有功和酷吏审案的案例，其中还有上奏武则天的过程和结果，比较典型的是琅邪王李冲谋反案中牵连的一个商人颜庆余。
之前李冲把粮食借给百姓，并委托颜庆余帮自己收债，李冲用颜庆余给的钱款购买了弓箭。这个过程中，颜庆余曾给李冲写过信，一方面是问候，另一方面说债款不能全部收齐。这封信被人告发，成为此案的主要物证。
武则天先是命令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认定收债是事实，弓箭并非颜庆余所买，结论是颜庆余与李冲共同谋反。
量刑时御史台内部也有争议，武则天在平叛后下过一道赦旨：既然李冲、李贞等首恶已经全部伏诛，余党没有发现的从轻处置。根据这道赦旨，御史台先是判了颜庆余流放三千里。
这时侍御史魏元忠出现了，这个魏元忠之前在镇压徐敬业谋反过程中立下大功，后来当过宰相。对此人史书上褒贬不一，有说是大唐忠臣的，也有说此人趋炎附势的，我个人倾向于后者。
魏元忠说，颜庆余为李冲收债，又通书信，所以不是支党，要处死、家产罚没，武则天批准了这个判罚。
徐有功在复审过程中表示不同意见，他并未在颜庆余是有罪或者是无罪上纠缠，这种大案，牵连进来就难以脱身。所以徐有功在上奏武则天时，只是强调颜庆余是从犯，而非“魁首”。首先赦旨当中已经说了魁首已经全部被杀掉了，颜庆余就不算是魁首；其次，颜庆余是赦旨发布后才被人告发的，符合支党的特征。如果这样的情况算是魁首，什么情况算是支党？
徐有功也不是一味的硬顶，奏疏最后还拍了拍武则天的马屁，“嫉恶虽臣子之心，好生乃圣人之德”，意思是严判是臣子的本分，但当皇帝的要有好生之德。然后又说，你武则天不能说话不算数，赦旨上既然说赦免，就不要再重判了。
但明显徐有功马屁功夫火候不到，仍然惹得武则天大怒，在殿堂之上高声质问徐有功：
武：什么是魁首！
徐：魁是大帅，首是原谋。
武：颜庆余是不是魁首！！
徐：如果颜庆余是魁首，平叛之日就会一并被杀。他的案子是事后才发现的，所以只是从犯。
武：替李冲讨债，给李冲买弓箭，为什么不是魁首！！！
徐：讨债的事情属实，买弓箭的事情与颜庆余无关。
武：二月份颜庆余替李冲讨债，八月份通书信，这难道不是同谋！！
徐：书信只是致问候，虽然书信中说了讨债的事情，但只能说明颜庆余是从犯。
武则天这时稍微平静了情绪，“卿更仔细勘問，是支党不是支党奏來。”
当时周围百官与护卫二三百人，所有人都双腿打战，只有徐有功神色不动，一问一答毫无破绽。
一个六品官敢和杀意浓浓的皇帝这么说话，这就是无私者无畏。
后来徐有功再次上奏，颜庆余确为支党，流放了事。虽然徐有功没有把颜庆余的冤案完全昭雪，但至少保住了颜庆余全家的性命，这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武则天就吃这一套，徐有功挑拨了武则天与酷吏间的关系】
这种情况并非一次两次，“常于殿庭论奏曲直，则天厉色诘之，左右莫不悚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但武则天还真吃这套，徐有功升迁为秋官（刑部）员外郎、郎中，分别是正六品下、从五品上。当时人说，落入来俊臣、候思止手中就是死，只有徐有功能够活人。
虽然比那些酷吏升迁速度没法相比，但至少已经踏踏实实迈进大唐高级官员门槛了。
这也是武则天复杂性的标志之一，她并非是那种纯粹顺者昌、逆者亡的暴君，也不是不知忠奸、只知自己享受的昏君，她对官员的人品和能力有起码的判断，既重用酷吏来打击异己，又提拔徐有功这样能吏来维持统治。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对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武则天的几个面首了，尤其是后期的二张兄弟，估计是没玩儿够，舍不得处理掉。
之后的一个大案就是包括狄仁杰在内的七位大臣被构陷谋反了，其中就包括刚才提到过的已经升任御史中丞的魏元忠。当然，武则天知道这些人是冤枉的，都没定死刑。而主审案件的来俊臣并不满足，坚持要处死这些人，武则天再次拒绝。
于是来俊臣准备各个击破，把矛头指向了冬官（工部）尚书裴行本。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官僚哪里得罪来俊臣了，也许是觉得这人势单力孤容易下手。酷吏也要有自己的尊严，办这么大的案子，一个被处死的都没有，岂不是把酷吏的脸都丢光了？
幸好徐有功再次用武则天的话解救了裴行本，皇帝已经说了赦免这些人，你来俊臣非要杀掉，这是违背了君主让这些人重生的赏赐，是让君主背信。
这两句话是诛心之言，挑拨了武则天和来俊臣这些酷吏的关系，甚至武则天之后杀掉来俊臣，也许就是这两句埋下的伏笔，裴行本也得以免死。
【两次被免职，都被武则天重新起用】
这种事情做多了，徐有功也是有风险的。一次在酷吏手中解救李唐宗室失败，周兴把目标对准了徐有功，说徐有功附下罔上、面欺君王，且故意解救谋反囚犯，应当治罪。
武则天虽然没有把徐有功下狱，但也免了徐有功的官位。这是武则天给周兴面子，但又不想放弃徐有功，否则，徐有功如果落到周兴手中，能不能挨得住严刑拷打也是未知数。
过了很久，周兴被武则天处理掉，武则天又想起了徐有功，重新起复为左台侍御史，是御史台专门查办在京官员的地方，官职变成了从六品下，又回到了当年当朝与武则天辩论的官位。
这时，虽然周兴、丘神勣等第一代酷吏已经被清洗掉，却到了来俊臣等第二代酷吏当道的时候，这些人更为残暴，是武则天酷吏政治的最高峰，遍布了各个司法部门，能够从各个环节互相呼应，共同把案子办成铁案。徐有功势单力孤，扭转冤假错案的难度越来越大。某案当中，再次被酷吏陷害“党援恶逆”，被判死刑。
武则天当时仍然不糊涂，再一次放过了徐有功。把徐有功召来问话，责问他最近断案怎么这么多出错的？
徐有功说：“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则天下幸甚。”徐有功无法辩驳说这些酷吏人多势众、自己势单力孤无法抵抗，几个官员提出审理意见，其他酷吏意见一致，只有自己与大家意见不同，既不能改变案件的结果，又使自己留下审案失误的记录。
徐有功只得承认自己在审案当中有错，但强调武则天作为帝王要有好生之德。武则天默然，也知道徐有功的存在是有利于自己维持统治的，只得把徐有功免官为庶人了事。
之后不久，武则天再次把徐有功提拔为左司郎中，并升迁到了司刑（大理寺）少卿，这是大理寺的二把手，从四品上的高官了。这段时间，武则天的地位逐渐稳固，来俊臣等酷吏也失去了作用，被武则天全部杀掉，徐有功这位维护大唐法律尊严和公正的功臣，终于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武则天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徐有功病逝，享年六十二岁，被武则天追赠为从三品的大理寺卿。唐中宗复唐后，追赠徐有功为越州刺史。
与酷吏斗争了十余年的徐有功，两次被免职，其中一次险些被处死（百科上说三次，史书上只有两次记录）。在武则天时期如此复杂、残酷的政治环境下，徐有功不但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很多人。
这必须归功于徐有功在道德人品上的毫无瑕疵，否则，任何一点政治、经济上的问题都将被这些酷吏找到并无限放大。任何人都怕在放大镜乃至显微镜下被仔细查看，而徐有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之后的唐王朝认为徐有功是“节操贞劲，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这个评价低了。后人认为徐有功正直、公正，是个优秀的法官，这个评价同样偏低。徐有功是道德品质高尚、政治嗅觉敏锐、专业能力强，更有足够政治斗争手段，这样的人才，当宰相都绰绰有余。
徐有功和狄仁杰一样，遇到武则天，实属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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