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穆之的死，让刘裕不得不放弃进攻北魏的大好时机
如果说刘裕北伐仅仅是为了自己篡位，也有失公允。
此时的刘裕及其所率领的晋军已经威震整个北中国，刘裕本人的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月，晋安帝司马德宗下诏进刘裕为宋王，将徐州的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东海、北谯、北梁和豫州的汝南、北颍川、北南顿共十个郡，划归宋国所有刘裕原来担任的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及司州、豫州、北徐州、雍州四州刺史不变。刘裕没有接受，在他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赫连勃勃居心叵测，对长安虎视眈眈，但刘裕的晋军灭了他的仇国，并主动与之结为兄弟，夏军就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这都意味着夏军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尤其是如果晋军对付北魏军的话，夏军甚至可以成为一支同盟军；乞伏西秦自从兼并南凉以后，势力大增，但目前来说，西秦主动表示臣服晋朝；仇池氐王一直接受晋朝称号，此次刘裕灭掉了后秦，等于是为氐族报了灭国之仇，这也是一支可以被晋军利用的力量；凉州的北凉沮渠蒙逊虽然不愿意看到晋军强大，但怎奈路途遥远，中间又隔着西秦，且有西凉李歆予以牵制，暂时对关中地区没有什么威胁。因此，要想巩固关中，首先是要处理好与夏国、西秦的关系。西面巩固陇山一线的各个重镇，西北和北面与夏国实现和解，消除夏国对岭北附近的威胁，这样安排，稳定住关中地区也不是件难事。
种种迹象表明，刘裕当时已经将下一步进攻的目标选定了北魏。史书也对此有过记载，比如《宋书· 刘穆之传》中称刘裕“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春秋时期的赵、魏之地，就是河北大部和河南、山西一部，在此特指北魏。
刘裕将进攻矛头对准北魏的理由大致有∶
一是北魏的行动已经与晋国为敌。虽然在刘裕入定关中以后，北魏军主动示好，但在刘裕伐后秦之初，北魏军先不同意借道，后进攻晋军后方，这都让刘裕不能原谅。而且在后秦灭亡以后，北魏仍然接纳司马休之等人，庇护后秦皇族，并纵容刁雍渡过黄河侵扰晋境，这都是敌对行动。
二是北魏国内并不稳定。就在刘裕讨平后秦前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人再次发动叛乱。义熙十三年四月，丁零翟蜀派人与刘裕暗中联络。十一月，当长孙嵩回到平城以后，拓跋嗣即命令长孙嵩率领娥青、周几与叔孙建等将合击丁零翟蜀、洛支等人，在北魏主力军队的打击下，翟蜀等人被悉数扑灭。
三是对北魏的战略包围已基本形成。在此以前，东晋政府就已经与北燕冯跋搞好关系，晋青州刺史申永曾奉命向北燕派出使者，此举不言自明，就是为了从北方牵制北魏。据《魏书·太宗本纪》的记载，到了义熙十三年四月，冯跋也向东晋派出使者王特儿等人，但王特儿等人在前往东晋的途中被北魏章武太守抓获，被送到平城斩杀。在刘裕北伐后秦的过程中，北燕和东晋之间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如今，北魏四周均为敌国，北方是柔然，东北是北燕，西面是夏国，西南、南面则是晋国。假如刘裕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力量，北魏将凶多吉少。
当然，刘裕不是没有困难。长安并非建康，如果以此为基地对北魏发起大规模的灭国行动，刚刚占领的长安能否一直保持稳定，后秦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西秦乞伏炽磐会不会乘虚东进，大夏赫连勃勃能否为他所用同时，正如王仲德所言，江南子弟兵已经远涉万里，离家一年有余，人人思乡，军无战心，这一切都是刘裕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于内部的问题，刘裕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本人就驻节长安，这样一来，晋军将士们也都无话可说了。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完全打乱了刘裕的部署。义熙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东晋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逝了。
刘穆之的死讯传来，刘裕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继而，他老泪纵横，失声痛哭。刘穆之的死，不仅让远在长安的刘裕震惊悲痛，也让建康的留守人员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当时就有人建议由皇帝下诏以徐羡之接替刘穆之的职务，张邵却建议说∶“如今局势的确危急，徐羡之也一定能接替这一职务。但世子无权擅自发号施令，此事还是要派人速去长安，征询大人的意见以后再定。”刘裕回复说∶“朝廷和大府中的事务，都要咨询徐羡之，其余事务要禀报。”
长期以来，刘穆之是刘裕最为贴心的心腹。刘裕北伐，将整个后方都交给了刘穆之管理。有刘穆之在，刘裕完全可以放心北伐，现在，刘穆之去世了，对徐羡之，刘裕也并非百分百地信任。况且，刘裕的儿子们如今都未成年，世子刘义符也才12岁，这如何能让他不担心?刘裕让朝廷下令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甲仗二十人出入皇宫，暂时管理后方事务，稍后，又晋升他为尚书仆射，建威将军、丹阳尹不变。虽然徐羡之接替了刘穆之的职位，但是，根据刘裕的指示，徐羡之并未完全承袭刘穆之的职权，很多朝廷大事都要上报刘裕以后才能施行。刘穆之生前，前将军府中的二万多部队，除了三千人划归徐羡之的建威将军府以外，剩余的一万七千人全部划归世子刘义符的中军将军指挥。刘裕所做的种种部署，都显示了他对建康局势的担心和不安。
刘穆之的死，立即让刘裕陷于两难境地。
当时晋军在关中地区声威大震，流落在陇西乃至凉州的汉族军民对晋军都是翘首以盼。经营关中，继而出兵河北、山西，此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刘裕面临的不利因素也很多。司马氏皇族的残余势力四处煽风点火，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等人屯聚在汝河、颍河之间；刁雍扰动青州；北魏时时窥伺淮北地区，彭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旦彭城丢失，不仅北伐军的归路被切断，而且，淮河两岸将落入敌手，威胁到长江防线。
北方如此，南方也让人担心。就在刘裕驾临长安之际，广州刺史谢欣病死，东海人徐到期趁机纠集不法之徒攻陷了广州，诛杀一百多人，然后出兵始兴，被时任始兴相的刘谦之击败，刘谦之乘胜南下，夺回了广州，东晋朝廷即以其为振威将军、广州刺史。刘谦之就是被鲁轨所杀的刘虔之的兄弟。除了外部压力以外，朝廷内部也不能令人完全放心。一则是长期的军事行动，给江南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少人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二是不少地方官是刘裕起义时的功臣，这些人出身武将，缺乏管理百姓的经验，既贪婪又强横，让本已非常危险的江南的治安局势，又雪上加霜。如果江南反叛力量形成气候，一旦建康出现意外，刘裕即使率领大军回到江南，也极有可能重蹈关羽走麦城的覆辙。
思前想后，刘裕终于决定率军东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