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出身的刘裕，为了应对门阀巩固刘宋，实施了哪些政策？
公元420年六月十四日，刘裕废黜司马德文，正式登基，开创了刘宋王朝，史称宋武帝。
刘裕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 年）随刘牢之与孙恩交战崭露头角开始，到元兴三年（公元404年）起义、推翻桓玄，之后又西征北伐，以武功攒足了威望，最终使平民出身的刘裕登上了皇帝宝座，但也正因为平民出身，刘裕对帝国的未来非常担忧。
刘裕由一个平头百姓一跃而成为一国之君，自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02年以来，无人能比，在后世看来，这当然是刘裕本人有过人之处。同是从布衣到国君，在两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刘裕所要背负的心理压力和来自外界无形的压力，比刘邦要沉重得多。
两晋长达一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让士庶之间如同天上与地下，虽然世家大族经常因争权而互相攻伐，但他们对寒门的鄙视是深入骨髓的。虽然到了东晋末年，这些士族失去了军政实权，但在文化领域和社会上潜在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视。刘裕掌权以后，一些士族为了生存暂时投靠了刘裕，但刘裕深知自己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根本不可能让士族心甘情愿效忠自己。因此，刘裕晚年的时候，也不自觉地附庸风雅起来，目的就是为了拉近与高门之间的距离。
然而，武力可以夺得政权，文化却需岁月的积淀，观念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早在刘裕北伐后秦驻节彭城时，一次，举行盛大的宴会，他也想自我表现一番，命人拿来笔墨纸砚，想赋诗一首。谢晦担心刘裕丢人现眼，就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劝阻，并代替刘裕作了一首诗。史书没有交代刘裕是否真的因此而感激谢晦，因此，我们无法得知谢晦的献媚举动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但心机甚深的刘裕不会不由此而感觉到高门士族对自己的轻视。
相形之下，刘穆之对刘裕的态度完全不同。刘穆之与刘裕昔日的社会地位不相上下，他对刘裕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帮助∶刘裕的举动一向粗俗，刘穆之对他的穿戴、举止都一一进行指点；刘裕的字写得很差，刘穆之就让他写大字以藏拙。刘穆之所做的都在私下，而谢晦却在稠人广众之下代替刘裕作诗，刘裕心中怎能高兴?高门大族对刘裕集团轻视的事，不绝于书，曾被刘裕诛杀的谢混和郗僧施表现得最为突出。
据《建康实录》记载，当初在刘裕拜太尉的大喜日子，谢混不仅迟到，而且，“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当时刘裕就非常生气，说了一句“谢仆射今日可谓旁若无人”，以发泄私愤；而郗僧施则放弃三品要职丹阳尹，宁愿去作刘毅的四品南蛮校尉，也无非是因为刘毅比刘裕更有文化。
刘裕登基以后，感到非常孤独，时常叹息∶“刘穆之死后，人们看轻我！”由此可以看出，即位后的刘裕内心深处的文化自卑心理和对高门大族并非真心实意拥护自己的恐惧。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那样，“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
刘裕登基以后，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钱财全部都归于国库，内府没有一点皇帝的私房钱；有关部门请求在东西堂放置弯脚的床、装饰用涂银的门钉，刘裕不同意，改用直脚床、铁门钉；公主出嫁，刘裕陪嫁不过二十万钱，也没有丝绸、金银、宝玉；刘裕经常喜欢穿着连齿木屐，在神武门附近闲逛，身边也只有一二十个随从。
到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时代，刘裕的居室被改建为玉烛殿，大家来到刘裕生前的居所，发现床头是土坯做的，屋里还挂着白粗布罩的灯笼、麻绳编成的拂尘，致使刘骏说了句∶“一个老农能如此，已经不错了。”这一切都与一餐费万钱、仆从成群、美姬如云、风度翩翩的高门大族不可同日而语，如《晋书·纪瞻传》记载∶“（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又如《晋书·谢安传》∶“安于土山营墅，楼观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他们显然与刘裕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刘裕取得空前威望之后，东晋帝国群臣在对其俯首帖耳的同时，却没有一个人真心认为刘裕有资格取代晋恭帝。这当然是匪夷所思的，如果这事放在王莽、曹操、司马昭的身上，普天之下劝进的呼声早已纷至沓来，唯独他刘裕不得不一再暗示群臣，只有一个傅亮明白他的难言之隐，去建康给他操作禅让之事。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高门大族永远将刘裕及其子孙看作另类。刘宋政权的获得，完全是靠刘裕个人的努力，而并没有得到足够多高门大族的真心拥护，他战胜了所有的有形的敌人，却无法战胜那股强大的无形的势力————这就是刘裕一再怀念刘穆之的原因，也是他孤独的根源。
在这种情况下，刘裕对于帝国的将来非常担忧。即位的420年，刘裕已经五十八岁，共有七个儿子，但他们的年龄都非常小，长子刘义符虚岁才十五岁。除此之外，刘裕的夫人都不是出自门阀大族，刘义符的母亲张夫人甚至没有留下名字，这就意味着，在刘裕去世以后，刘宋皇室没有足以依靠的强大的外戚力量。
为了应对这种方法，刘裕实施了三种方法。
一是重视民心。据《宋书·武帝本纪》《南史·宋本纪》记载，刘裕即位之初，即向全国派遣使者巡视，了解民众疾苦。在他即位一个月后，他又下诏∶释放劫匪及流放犯人的家属；中央如需运输木材及船只，一律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不再麻烦地方；官府所需物资，均向民众公平交易，不得强行摊派；不得利用特权，强行借用百姓的车辆、驾牛；降低税收，鼓励商品流通；抚恤关中阵亡将士家属。他还下诏，废除战时严酷的法律，一切恢复正常。八月，他下诏，对于过去逃亡的，如果在期限以内回乡，免除两年应缴的布帛，恢复原有户口；废除过去“无故自残者罚为冶炼苦工”一条；郡县前冠以“北”字的，全部去除，冠以“南”字的，继续使用。
同月，他在册立皇太子以后，下诏，对于迄今一百天以内的所有罪犯，不论罪行轻重，全部赦免；过去因战争征发的奴仆，全部放归原主人，战时死亡或者立功而免除奴仆身份的，由官府按照规定的价格偿还原主人。闰八月，他又下诏，停止了各地在冬季到来之前向朝廷派遣的“冬季供奉使者”，除了每年新年各地派往中央的贺使以外，县里派往郡里、郡里派往都督府的使者，也全部取消。
刘裕在位期间，分别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十二月、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亲自到延贤堂或者华林园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刘裕发现法律规定的杖刑在实际操作中出现轻重不一的情况，他下诏要求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十月，刘裕还下诏∶对于应服兵役的人死亡或者逃跑的，过去要牵连该人的很多旁支亲戚，以至于无休无止，如今，对于犯罪充军、全家应该服劳役的，交给有关部门统领即可；如果本户无人或者根据法律不用让亲属连坐的，不得再行牵连他的其他亲属。
二是强干弱枝，巩固中央。刘裕即位之初，恢复了五校三将官，增加殿中将军名额二十人，另外还有若干员外将官。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均为汉武帝创立，当时，屯骑校尉和步兵校尉掌管上林苑的屯兵；越骑校尉一说是掌管越人部队，一说是因其材力卓越而命名；长水校尉掌管胡人组成的骑兵部队，长水是一个胡人部落的名字；射声校尉掌管弓兵部队。三将，为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均为护从皇帝的禁卫军将领，羽林监在晋代撤销，至此恢复。
另外，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在朝会中身着武士服装，侍卫皇帝左右，深夜开城门的时候，也由其手持白虎幡到场监督，在东晋只有十名，至刘裕时增加到二十名。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九月，刘裕下令设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二十人；第二年五月，设置东宫屯骑校尉、步兵校尉、翊军校尉各七人。除此之外，刘裕还为太子设置了太子冗从仆射七人、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等等。在加强中央力量的同时，刘裕鉴于荆州处于上游，举足轻重，为确保中央免受威胁，他规定荆州幕府将领编制不得超过两千人，官吏不得超过一万人，其他州的将领编制不得超过五百人，官吏不得超过五千人，士兵数量不在此限。
三是诛杀恭帝，免除后患。刘裕在代晋第二年的九月，即派人杀死了晋恭帝。对此，历代抨击他的人很多。刘裕为什么非要诛杀已经退位的晋恭帝呢？除了刘裕本人刻薄猜忌的性格以外，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客观情况不无关系。王夫之认为刘裕篡位时已经年老，看到自己儿子资质平庸，再加上谢晦、傅亮等人又有才能又不确定是否完全效忠刘宋，还有司马楚之在北魏。刘裕的前人桓玄就是不忍心杀害安帝才给别人机会，所以为了后世巩固刘宋天下才做出决定。
因此，不杀晋恭帝，就难保有朝一日有人像自己过去那样，以晋恭帝为号召，再推翻自己的儿孙。刘裕残害晋宗室、诛杀晋恭帝的行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正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的∶“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晋室，戾气所结，流祸于后嗣。”逃亡在外的司马氏宗室子弟，不惜投靠异族，与刘宋王朝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不断发动武装暴动，主要有∶刘裕死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司马楚之在陈留协助北魏军；宋少帝时期，司马灵期、司马顺之进攻东莱；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司马朗之等人在东莱发干县暴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到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司马飞龙益州起义；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司马顺则在齐地暴动，自称齐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