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死后第六年,安史之乱爆发。
倘若王忠嗣没死,有可能阻止安史之乱吗?我的看法是:有可能。但有一个前提条件:王忠嗣没有被解除兵权。两个理由:第一,王忠嗣兵权之重,无人可与之相比。大唐帝国总共设九大节度使,而王忠嗣一个人就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独占了将近一半的名额,于是乎 “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第二,王忠嗣战功赫赫,被认为是唐玄宗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他在对吐蕃、奚与突厥的战争中,均有优异的表现。对比两人在边疆的战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军事才能远远不及王忠嗣。
年轻时,王忠嗣便以勇敢而著称。725年,二十三岁的王忠嗣追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前往与吐蕃作战的前线,担任兵马使,开始他漫长的戎旅生涯,先后升迁为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在738年的盐泉城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大破吐蕃,勇冠三军,此后便一路升迁。天宝元年(742年)初,王忠嗣以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的身份率军北伐,与奚部落的军队战于桑干河,三战三捷,大破敌军,俘获甚多,耀武漠北。
成为镇守边疆的大将后,王忠嗣老成持重,以安定边疆为己任。身为武将,他并不嗜杀好战,曾对部将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他神力过人,他有一把一百五十斤的强弓,但经常将这把弓藏在袋中,并不使用,以表明自己不好战的立场。
在与吐蕃、突厥的长期战争中,王忠嗣的军事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兵有两大特点:一是非常注重间谍战,经常派出间谍潜入敌后区,以获取情报,寻找敌军的弱点所在;二是善于使用奇兵,出奇制胜。每次出击,总是能旗开得胜,故而深孚重望,将士乐为其效命。
在灭突厥(后突厥)之战中,王忠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742年,王忠嗣率朔方兵团攻打突厥的“右厢”部,即西部军区。这次出击,大获全胜,突厥的西部力量被摧毁殆尽。突厥西叶护阿布思、西杀葛腊哆、默啜可汗的孙子阿史那勃德支等重要人物,悉数向王忠嗣投降。744年,王忠嗣再度出击,朔方兵团进军神速,直抵萨河内山,击破由阿波达干等十一个部落组成的突厥兵团。在大唐军队以及拔悉密、回纥、葛逻禄等军队的联合打击下,曾经盛极一时的突厥(后突厥)灰飞烟灭。
突厥败亡后,大唐与吐蕃的战争便成为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王忠嗣出任西部最高军事长官,身兼四镇节度使,成为大唐帝国军界无可争议的一哥。天宝五载(748年),王忠嗣指挥唐军先后在青海湖、积石山一带与吐蕃作战,均取得了胜利。
在王忠嗣麾下,有两名非常优秀的将领,一位是哥舒翰,另一位是李光弼。哥舒翰是突骑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李光弼年轻时就崇尚气节,十分喜欢读《汉书》,为人庄严坚毅,沉勇有大略。王忠嗣慧眼识英雄,常对人说:“李光弼日后地位必居我之上。”后来李光弼果然成为与郭子仪齐名的大唐名将,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朝廷内斗争的残酷性,往往甚于战场。王忠嗣身兼四个节度使之职,大唐的劲兵猛将,尽在掌握之中,这引起宰相李林甫的妒忌。李林甫担心王忠嗣的声望太大,总有一天将登阁拜相,所以不断地打压王忠嗣。王忠嗣心知肚明,便坚决推掉了河东、朔方节度使二职,只保留陇右、河西节度使之职。
即使如此,李林甫仍穷追猛打,指使人状告王忠嗣,称他与太子李亨打小就是好朋友,打算出兵拥护太子登上皇位。由于王忠嗣是烈士之后,唐玄宗对他一直非常信任,但一旦危及皇帝的权力,情况就不同了。唐玄宗一纸诏令,召回王忠嗣,并交由三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共同会审。王忠嗣本来设想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流放到偏远的黔中,根本没有深察到朝廷中的斗争比战场更加残酷。三司会审的结果,竟然是判处王忠嗣死刑!
在哥舒翰的犯死力争下,王忠嗣捡回一条性命,贬为汉阳太守。仅仅过了一年,他便意外暴卒,时年仅四十五岁,究竟是由于郁郁而终呢,还是死于政治阴谋?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在王忠嗣节度四镇的同时,安禄山的权势也扶摇直上。742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两年后的744年,出任平卢、范阳双料节度使;在王忠嗣死后的751年,安禄山又捞到第三个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安禄山身兼三个节度使,从此“天下之势偏重”。更要命的一个问题,这时大唐节度使基本都是胡人将帅,尽管有哥舒翰这样对朝廷忠心耿耿之人,但兵权都在胡族之手,难免不助长安禄山反叛的信心。因此,倘若王忠嗣活着,倘若王忠嗣仍兼任四镇节度,安禄山绝对不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