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一位优游田园的醉鬼隐士，心中有诗有酒却无远方的初唐诗人

王绩：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学文学史的都知道，诗进大唐，并不是先讲“初唐四杰”，而是有个前缀的，首先要讲的是唐朝第一位诗人王绩，而那“四杰”中大名鼎鼎的王勃，则是他的侄孙。

王绩是被誉为大唐律诗的奠基人，他的声名并不十分地响亮，但他的诗却是满满的唐诗“正声”，似乎唐朝律诗早就是很成熟的载体了，完全没必要还要经历“四杰”的过渡，还要借力陈子昂激昂的召唤，一直到“沈宋”之时方才定型。

作为举例，必定是王绩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野望》了，这首诗不仅在意象上放在盛唐一堆顶级律诗中都毫不逊色，而且，对平仄整饬而言亦是绝佳之品；所以，这首诗作为唐代律诗的先锋，那便是《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而不是凑数的廖化。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是王绩归隐后，登东皋而远望，一抒胸中之落寞之情所作，他将四周萧瑟怡静的景色，同心中的孤独相结合，美景衬映着惆怅，使整首诗在唯美的秋色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伤感。

不知何归为情，秋阳含金为色， 群山晚霞为静，牧人猎马为动，知已无人为感，采薇而歌为声，宛如一幅动静声色俱全的《山家晚秋图》；而这最后的商遗不事周，采薇入首阳，则道出了诗人内心欲效先贤的高洁。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河汾人，即今山西万荣人，出身官宦世家，一生郁郁不得志，隋唐之际，三仕三隐，隋时曾任扬州六合县丞，秘书省正字等职；入唐后，以原官待召门下省，后弃官隐居于故乡东皋村，年约60岁时逝世。

王家可是史上有名的世家大族，是正宗的簪缨门第，数代为官，王绩的兄长王通乃隋末大儒，后世理学的开创者；王家富裕且文风儒雅，所谓“地实儒素，人多高烈”便是实情。

出生在这样的家族，王绩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史载其自幼聪明，童蒙便诵《春秋》，15岁时游历长安，被权臣杨素赞为“神童仙子”。

及长，博学多才，学识超人，他不仅能弹得一手好琴，而且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当然，他最出色的还是诗文。

隋时，虽然已开始科考取士，但并不完备，如他这样的出身肯定会被举荐出仕的，他先是任六合县丞，但却因嗜酒误事而遭罢黜，遂回乡东皋，诗酒为乐。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王绩一生嗜酒，即使因此免官也在所不惜，这是他所写的一首《醉后》，他以阮、陶为人生楷模，但可惜的是，那二位是生处乱世，美酒和着竹林山水而名扬四海，但他却生逢治世，大唐一派勃兴的气象下，也侈谈归隐，就有点不知所云了。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其实，从内心来说，王绩还是心系仕途的，不然他就不会三仕三隐了，一方面想效先贤的林下潇洒，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官场的诱惑。

他是沉浸在“皇臣力牧举，帝乐箫韶畅”的自得和向往中，又纠结于“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的散淡和适性里，于是，酒照喝，官照当，实在不行就回乡，一生就这样的过去了。

他似乎从来也没有在为政方面作出过什么努力，也许是缺乏记载，但我想，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很难显达，所以，归隐也是他人生中的无奈。

他生活于隋唐交替之际，谁坐朝堂与他的关系并不大，他是一个不太关系政治之人，说他胸无大志也好，说他喜山乐水也行，反正，他是不善于混迹于朝堂。

“平生唯乐酒，作性不能无”，他家道富裕，但从他自述的《墓志铭》来看，却时常算卦卖卜，行游于市井，这似乎同他世家大族的地位很是相悖。

他虽然也想着做官，但却似乎又有着一种恐惧感，早在隋朝为官时就曾说“网罗在天，吾将安之”，所以，他的一生，尽管是以隐士为底色，却是隐隐地透着那点点不安分的色彩。

李唐王朝对如他这样的世家子弟还是很重视的，李渊也曾启用他为门下省待诏一职，官阶虽不很高，但毕竟属京官，如果你有能力，自是会有出头之日，一个没有任何业绩，仅有诗名之人，怎么可能有高官给你做。

但他本人也并没有怨言，因为，在他的诗中，看不出点滴如李白那般怀才不遇的怨词，也没有任何看不惯官场险恶的担忧，他就是觉得他不适合，平常官吏“日给良酒三升”，而上方对他是特别优待，给他是一斗，因此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

再宽松的环境，他也感觉不如在家乡那样的潇洒，不仅是官方，他自己对为朝廷作出过啥业绩，都无一字可述，眼看着同时为官的朋友们步步高升，他在待诏任上一呆就是八年，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待诏一职本身就是个闲职，有事就做，无事就玩，如那李白的诗待诏一样，但他实在是一个超级酒徒，同后世的李白一样，人生最高理想就是“但愿长醉不愿醒”。

及至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他便自求任太乐丞，尽管严重的不对口，但他却坚决要求下放，以便去学习酿酒技术；吏部也被他成天聒噪弄得心烦，便遂了他的愿。

他到了太乐后，不仅认真学习酿酒技术，还将制酒方法编为《酒经》，继而又集各家之说，合而为《酒谱》。

焦革死后，无人为他供应好酒，他遂又辞官回乡，建酒专祠，将杜康和焦革等一众人供奉，并写有《酒赋》、《独酌》、《醉后》等一堆的诗文，从而被当时的太史令李淳风誉为“酒家之南董”。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邱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

他喜酒到了无以复加之境地，这是他写的一篇《醉乡记》，把他心中所构建的一幅不可与人道的酒乡世界，一一地展示在人们，是继刘伶《酒德颂》后的又一酒之美文，是爱酒人心中的一篇《桃花源记》。

他喜酒，史载：“其饮至五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无贵贱辄往，着《五斗先生传》”。

在他花甲之时，自知将不久于世，又效陶渊明作《自祭文》，书《自撰墓志铭》，嘱家人薄葬。

“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于已，无功于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

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着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尝耕东皋，号东皋子，身死之日，自为铭焉。……”

他撰写的这篇《墓志铭》洋洋四百余言，将自己的性格及为人处事之态写尽，读之，一位性洁孤傲的隐士飘然而出，在他的生活中，唯有酒，唯有诗，独独没有远方，而在他的心中，有着一个酒乡，一个俗人不知的远方。

他性格孤傲，不喜同人交流，为官时赋诗弹琴，纵酒自适，隐居时更是如此，他在家乡东皋也效陶渊明，亲为稼穑事，还遍种各种草药，在田园中感悟生活的宁静和安详

他并不是没有朋友，“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他只是不屑于同新贵们交结，作为一个“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之人，他内心始终有着儒者所特有的清高和矜持。

作为一个曾事旧朝的低级官员，虽然隋朝并没有重用他，甚至还因酒而招罢黜，但他并不怨恨，他对新朝完全地没感觉，所以才有“徙倚无所依”之感。

换言之，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既在言行上恪守旧道德，而内心却又放荡不羁的矛盾体，于他来说，江湖的诱惑要远高于庙堂。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劳作归来，欣逢故友，满月盈空，秋凉如水，四周宁静安详，夜萤穿梭舞，豆光曳野趣；这首《秋夜喜遇王处士》，清新自然，诗风平实自然，充满着农家的生活情趣。

诗中无一字描写相逢后的喜悦之情，但却通过这四周静谧的景色，将山村秋夜的美好展示在读者面前，我们可以从这看平淡的情景中，体会出诗人内心的平和及喜悦之情，这是诗人心境与环境之间的完美契合，绝对不输后世王孟。

王绩可以说是大唐山水田园派诗歌的先驱，在他的笔下的田园风光，总是那般的美好，所有的一切，都化作诗情，如平静而清澈的小溪，一边在缓缓地流淌，一边又在跌宕中歌唱。

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

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

对王绩来说，壶中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一个装满美酒的葫芦，便足够他潇洒整个四季，有酒，就是春天，有酒，便是快乐。

我不知道，他在写这首《夜还东溪》时是否又喝高了，但至少估计是喝得微醺，不然，在他眼中，这尚要援藤而行的湿瀌瀌青苔，缘何又是映为一条笔直的归途？不过，从他戴月而归，且歌且行之中，一个老顽童的形象，却是呼之欲出。

王绩在诗歌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他的诗，率性豪放，全无齐梁浮艳板滞之弊，浅实直白，质而不俗，在唐诗中，将那赞扬陈子昂所用的一切赞誉之词，皆可用在他的身上。

在大唐开国之时，诗坛是一派的沉寂，六朝风盛，宫体横行，包括那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宫廷诗体的倡导者，作为异军突起的王绩不为推崇，那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世民写诗也是多多，皇帝喜欢的风格，那全国自是追捧，对此，闻一多先生就曾指责李世民说：“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白药一流人了。”

当然，现在识得王绩之人并不多，但是，后来的初唐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从他的诗文中汲取了很多的养分；“潦水降而黄河秋，山光沉而白云晚”中，是不是有点《滕王阁序》的况味？“白云销向尽，黄河曲复流”，读来能否感觉到其中王之涣《登鹳雀楼》的意境？

就诗和酒来说，王绩同后来的李白颇有几分相似，同样是官居待诏，同样是诗句傲世，同样是嗜酒如命，不同的是，最后的李白是醉中揽月，骑鲸飞天；而王绩则要安静得多，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后，静静地走向了他心中的“酒乡”。

就诗和酒来说，王绩同前世的陶渊明也很是相同，同样是弃官隐居，同样是亲耕垄亩，同样是嗜酒如命，不同的是，陶渊明喝下的，是魏晋竹林中的最后一杯浊酒；则王绩饮下的，却是大唐诗歌盛宴中的第一杯开场酒。

酒中，不仅盛满着大唐的豪情，还有那天边闪烁的一片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