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饱受批判的沈一贯，看到他的功绩与环境，才明白无奈与心酸
沈一贯（1537-1615），字肩吾，号蛟门。其仕宦生涯达三十余年，沈一贯起自平民阶层，其祖父辈皆未获得功名。其在内阁时间长达十三年，是后张居正时期担任阁臣时间最长的一位。沈一贯，几乎参与了万历二三十年代所有事件。经过对张居正的清算，明神宗心理已发生变化，与阁臣的关系也不断变化。作为明代政治体制运行的终点，明神宗的不正常运作，导致政治体制运行紊乱。
一般认为阁臣对皇权有绝对的依附心理，这亦是时势所迫。沈一贯的权变主要考虑皇权，他始终——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与明神宗同心，为其考虑，此正是明神宗极为需要的，满足了明神宗享受一切均由其决定的心理需求。沈一贯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与郭正域等人的纷争。一般认为他是浙党的领袖，开启晚明党争之势。晚明党争的爆发其实是在沈一贯致仕之后，争淮抚、王元翰案、辛亥京察诸事，方使得朝堂局势混乱，沈一贯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闻时事。他是经过不同时期的官员、史家分析后，制造出的党魁。
沈一贯的思想体系，可谓兼收并蓄，对儒释道三家皆有所得；其思想理念既包含哲学本体论，又有处世方法、经世致用之说，可概括为“立身理国”。沈一贯的阁臣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历三十年以前，此后至三十四年为第二阶段。在两个阶段中，沈一贯的举措颇有不同。此既有其心态变化的原因，亦有外部因素的变化迫使其发生改变。根于沈一贯前后举措的不同，后人对沈一贯的评判也有差异。我们虽注意到沈一贯前后期行为不同，目光却集中于第二阶段，将阁臣沈一贯割裂，更是将完整的沈一贯割裂，此举颇为不妥。
沈一贯是万历朝中后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朝堂重臣。依据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划，沈一贯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人生理想。他几乎参与了万历朝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如国本之争、矿税事、援朝御倭等等，在万历朝政治网络中处于举足若轻的地位。沈一贯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在晚明复杂多变的政局中，他的行为举措备受舆论关注，难免受到他人指责。生前，尤其是担任首辅期间，沈一贯已毁誉参半，明神宗极力褒扬他的政绩，然亦有极力攻诋者，认为他是权奸。身后，亦难以对其一生盖棺论定。纵观沈一贯的一生，他与万历朝政局的变迁有着密切关联。
一功绩沈一贯的仕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万历二十二年以前，沈一贯大部分时间是在翰林院任职。期间的事迹大多无考，仅为明清史籍所载的是与张居正“相抗”的事迹，也正是因为此举，在同僚间获得声誉，诚如伍袁萃所言“沈公在翰林，与江陵相左，负重望”，颇为反抗权威，表表气节。
阁臣角色是研究沈一贯必须要考虑的一点，有此种角色，沈一贯得以全面参与朝政。终万历朝，共有22名阁臣，除却张居正因特殊的时代背景，事功累累外，沈一贯与其他阁臣相比，其事功还是较为显著，在内政、军事方面都有所建树。其事功主要有以下几个：国本之争，自万历十四年申时行奏请开始，明神宗与廷臣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对立，始终坚持己见，廷臣无可奈何，阁臣们也只得顺承。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近四年的时间，沈一贯一人值阁，处理纷杂的政务。在国本事上，他始终于外廷官员意见一致，连上四十余封奏疏揭帖，没有出现类似于申时行、王锡爵不当之举。同时，他又体上意，在明神宗与外廷官员之间进行调护，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终促使明神宗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援朝御倭与播州之役期间，沈一贯积极献言献策，给予将领较大的支持，事后，又为将士请封赏，奏请明神宗御朝。尤其是援朝御倭后期，沈一贯坚决反对议和、冒然撤军，辨别将领所受弹劾，对于稳定军心有一定的作用。在矿税事上，沈一贯亦连上四十余封奏疏揭帖，劝谏明神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若播州之役期间，废除对贵州的矿税，停京口征税，又保护一些与矿监税使发生冲突的地方官员，亦促使明神宗将所征收政策进行变革，由外廷官员与内侍一同负责。
二不足我们在认同沈一贯事功的同时，亦要清醒地认识到沈一贯的不足。万历朝政局最大的问题在于明神宗的怠政。皇帝作为国家运作的中枢，他的怠政，势必会造成国家政治体制的瘫痪，沈一贯作为首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补救，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此种情形。他利用援朝御倭与播州之役胜利，奏请明神宗御朝，召见外廷官员，皆为明神宗拒绝。面对明神宗的怠政，不批阅奏疏，沈一贯也无计可施，只能上奏疏揭帖进行委婉劝谏，却几无收效。由于明神宗的怠政，加之张居正在阁时，阁权的强盛，万历朝外廷官员逐渐分裂，阁臣成为众矢之的，为言路交相弹劾，终形成党争。
党争，亦是研究沈一贯不可回避的焦点。万历朝党争的爆发与激烈期，沈一贯业已致仕多年，不理政事，他被认为是浙党的首揆，开启了晚明党争，此种情形的出现是与其阁臣地位，或者准确的说是于其首辅地位分不开的，他是被官员制造出来的“小人之党”的党魁。通过梳理楚事、续妖书案、乙巳京察、浙党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沈一贯的举措都是被动的，在自己受到攻诋时，为己辩护。所说的沈一贯的事功，亦有不足之处。国本事，沈一贯虽促成明神宗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却未从根本改变太子的现状，太子生母地位的低下，对郑贵妃及其子的宠爱，以至于在国本一定的情况下，发生两次妖书案，传布废立之言，又有庭击一事的发生，终使外廷官员又发生分裂，一直延续到明亡。
矿税事，沈一贯的态度并不如国本事那般坚定，尤其是在三十年缴还明神宗废除矿税的圣谕，终使得矿税直至明神宗逝世，以遗诏的形式废除。沈一贯没有解决时弊，换句话说是万历朝政局的恶化，沈一贯应负很大责任。当然这些不能仅仅归咎于沈一贯，此是当时整个国家机器发生了问题。即使是张居正，面对此种情形，亦不能很好地解决，更何况他的强势，锐意进取，造成了继任阁臣的尴尬境界。阁臣沈一贯无力挽救万历朝局势的恶化，不仅仅是他的失败，更是当时内阁制度的失败。更何况，沈一贯独在阁期间，事功显著，解决困扰朝臣多年的问题，当时的局势较为平稳。
三无奈张居正在阁期间，介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依附皇权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起到制约作用；对外廷其他官员，则处于统率状态，全面干预部院事务。后张居正时期，继任阁臣鉴于张居正之结局，在于国家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改变。沈一贯在阁期间，与皇权、外廷官员的关系如下：与皇权的关系。阁臣沈一贯绝对依附于皇权，依据明神宗之意行事。万历二十年代，当时主要政治事件是东征与国本。
沈一贯在入阁初期，几乎未独力进奏疏揭帖言及此事，亦少言及他事。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在于沈一贯刚入阁，而圣意难测，沈一贯不敢冒然奏请以失圣意。随着局势日趋明朗，主要是对圣意的揣测，沈一贯方锐意进取，献言献策。万历二十九的封还御批与三十年的缴还圣谕，看似两个互相矛盾的举措，其实皆立足于沈一贯对皇权的依附，对圣意的把握。因为知道明神宗没有立幼之心，方敢封还御批；亦因为知道明神宗在矿税事上，心意已决，只得缴还圣谕。在奏疏揭帖中，沈一贯表现出对明神宗的尊敬，从不质疑明神宗的权威。辩解他人攻诋其擅权结党，蒙蔽圣上，沈一贯亦对症下药，声称一切听从明神宗安排，不敢擅权。
正因为沈一贯的迎合，对皇权与明神宗的依附顺承，沈一贯在阁达十三年，深得明神宗宠信。明神宗的怠政，又使阁权处于停滞状态，沈一贯在众人攻诋之时，束手无策，只能以乞休自解。阁臣的票拟权，没有明神宗的首肯，阁臣最重要的权力，亦是最为其他官员所关注的权力，亦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明神宗不接见阁臣，不及时批阅阁臣的密揭，致使沈一贯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沈一贯在多篇策论中，主张权归于上，即明神宗要亲政，亲掌大权，如此，阁臣之权才能得以实施，而不至于消亡。
有明一代，阁部矛盾一直尖锐。万历初期，张居正视六部为属官。在阁前期，也就是担任首辅之前，沈一贯与部院官员之间不存在冲突，首辅期间，与礼部侍郎郭正域发生矛盾，而与吏部相对来说，比较融洽。当吏部尚书出现空缺时，沈一贯亦推荐人选，又介于乡谊，奏请明神宗不点用同乡。京察，往往被认为是内阁与吏部、都察院矛盾集中展现的地方。一般认为沈一贯与杨时乔、温纯不合，极力推荐同党萧大亨担任吏部尚书，沈一贯的推荐是有故事可循，最终他亦是催促明神宗点用杨时乔。至于察单迟迟不发，我们没有绝对的资料证明是沈一贯所为。
阁臣事无不览，然又无实权，因而我们会发现沈一贯似不是主动地去预防问题，或者率先提议，只是被动的提议，总是他人，尤其部院讨论后，方才上疏。沈一贯时期的内阁权势，已全然不能与张居正时期的相提并论，又回归到内阁在明代政治体制中的常态，又因明神宗的怠政与“耻为臣下挟制”，阁权也趋于消亡。但外廷官员与舆论仍对阁臣寄以厚望，希望阁臣劝谏明神宗，在明神宗与外廷官员之间进行调护，然往往无果，最终导致内阁与其他外廷官员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内阁成为众矢之的，阁臣举措颇受舆论掣肘，更加无法一展抱负。
当然，万历朝所有阁臣中，除张居正备受后人推崇外，其余诸人大都被斥责。我们并不能否定他们的苦心经营，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