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张九龄开辟的这条要道，使原本落后的广东在明代追上了中原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朝开元年间名相，德才兼备，秉公守则，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年幼时即聪敏，十三岁以书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赞其“神童”、“必能致远”。青年时在乡学教学有方，并严格乡学的规章，平日总是衣冠整齐，做事一丝不苟。
他进士及第，其风度文章为当世之楷模，时人誉为“九龄风度”或“曲江风度”。其风度不仅在于为人“耿直温雅、风仪甚整”（《旧唐书》）的才华与仪表，更在于其心系百姓、正义敢言的品格和节操。唐玄宗朝政时，看到张九龄总是“风威秀整”、直言进谏，以致后来每当有人向他举荐人才时，他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新唐书》）
开元元年，担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就上书宰相姚崇，提出了“远谄躁、进纯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则，坚持任官以“德望”为先，反对结党营私、假权于人、卖官鬻爵等不正风气。他说：“亲人之任，宜得其贤；用才之道，宜重其远”。姚崇复书嘉纳其言，“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在吏部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时候，张九龄经常被邀参加对考生等级的评定工作，由于他公平允当，取舍认真，得到朝廷内外的好评。
开元四年，张九龄上书唐玄宗请行郊祀之礼敬天，又言：“乖政之气，发为水旱；天道虽远，其应甚迩。昔东海枉杀孝妇，天旱久之……”上书指出：若失德失政，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告，如表现为水旱灾害等；天道至高，但其报应的却很近。过去东海错杀了孝妇，以致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人受冤而死，天还要昭明她的冤屈。而县令刺史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亲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灾祸之由来，岂只是因冤枉一妇人而起呢？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贤能与否对民众关系至大，提出“在官当先为国，理人各扬其职，不当冒荣干进，苟利其身，浇俗不可不革，淳风不可不长……必若县得良宰，万户息肩；州有贤牧，千里解带。仁政不遥，行之则是。”
宰相张说很欣赏张九龄的文章，称他文才出众，其文“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提拔他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后至中书舍人。但张九龄对张说从不随声附和，秉公持正，对其一些断然行事多有劝说。如张说奉旨筹备封泰山盛典，因封禅之后有进阶行赏之事，他在随行人员中多安排其所亲近之人，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张九龄立即劝谏：“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提醒张说要选那些“清流高品”之人，提出在诏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还来得及。张说没有听从，事后果然招致怨声一片，因授爵不公而被罢相贬官。
开元十七年千秋节（唐玄宗生辰庆典），大臣们有的进献奇珍异宝，更多的按当时风尚皆以宝镜进献。惟张九龄进《千秋金镜录》五卷，具陈前古兴衰经验及教训，希望皇帝以人为鉴，洞察吉凶，指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彰善惩恶，见义不回”的“曲江风度”。该书引经据典，内容包括敬天、亲贤、远佞、勤民、修身等十章，以古论今讲时弊所在，并指出如何改变应对。言“明镜所以鉴形者也，有妍蚩刚见之于外；往事所以鉴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提出人们往往重视借鉴明镜，不重视借鉴历史，人应以史为鉴，来检查、反省自己，以存善去恶，成为至人。唐玄宗对此予以颁诏嘉奖。
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任职宰相，倡导仁政，推行教化。他在奉和唐玄宗的诗中说：“每劳苍生念，不以黄屋尊。兴化俟群辟，择贤守列藩。”在为国家起草的诏书中说：“言念苍生，必必遍于天下”“以诚告示，其或知归。何必用威然后致理？先务仁恕宁不怀之？”他深明教化的特殊社会功能，说“道者众妙之门，而心者万事之统”。他提倡少用刑狱，认真依法办案，不徇私心，说“狱讼所寄，人命是悬……自今以后，天下系囚等，应申覆知证。在远而就中稍重者，不得过十日，次不得过五日；其余轻科量宜决遣，不得因此复加楚毒。”其“累历刑狱之司，无所不察”，又能面决是非，口成案牍，均得其平。设置十道采访使，掌监察州、县官吏，举善惩恶，广开言路。
他关注民生，保民育人，重视农桑，反对黩武，“相其物，土之宜，务以耕桑之本”“今甘泽以时，农桑为重……”为国家起草《籍田制》，从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节参加藉田劳动，以“重农桑，轻赋税”。他自己亲自兼任河南开稻田使，在中原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大兴农田水利。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沟通了南北交通且造福后人。因大力发展农业，唐朝在开元末和天宝初，国家财力和百姓福祉达到了开国以来的高峰。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米一石价值不到两百文钱，布帛价格也很低廉，海内安富。
张九龄有着鉴人之识，善于识别忠奸，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李林甫不学无术，却又妒贤嫉能，擅于阿谀奉承，欺上瞒下，陷害好人，时人谓之“口蜜腹剑”。李林甫欲任宰相，张九龄上书反对：“宰相系国家安危，李林甫非社稷之臣，像他这样寡德少才之人当宰相，我担心今后国家会因此而遭殃。”后来李林甫果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多次击败契丹，唐玄宗要封他为相，张九龄谏阻：“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以官赏功，终有无官可赏之日。”唐玄宗采纳了其意见。张九龄反对轻授名器，主张官以任能，爵以赏功，财物以奖劳绩，丝毫不能混淆，要严格坚持用人标准。
安禄山以范阳偏校之职入朝奏事，骄横之声溢于言表，张九龄见后对侍中裴光庭说：“此人将来一定会祸乱幽州。”并劝谏唐玄宗加以提防，后来果然安史乱起。奸相杨国忠专权误国，奢侈无度，起用奸佞之人，他们“以奸媚之法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避暑”，朝中文武多争相趋附，“惟张九龄不受此惠”。张九龄曾对人说去投靠杨国忠的人，不仅祸国，也必害己，其实离祸不远了。果然，后来由于安史之乱，杨国忠被士兵杀死，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牵连，身败名裂者不计其数。
张九龄在《上封事书》指出选官重德的重要性：“此皆兴衰之大端焉”。认为凡是轻薄失节的人，无论有才与否，一概加以抑制。强调只要是“贤能”，有“声实”，就可以越级提拔。在“开元之治”中，他推荐任用的贤才有：严挺之、王维、孟浩然、袁仁敬、皇甫冉、卢象、包融、李泌、周子谅等，这些人都是称善一时的人物，他们皆以道义相交，光明正大，始终不渝。如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称赞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称他身为宰相，用人唯贤，不结党营私，对于国家的官爵，不徇私出卖；其所作所为无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无不为百姓着想。《新唐书》称其“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他多次上书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种种劣迹，遭其排挤和诽谤，被贬为荆州长史。
在荆州，他写了《感遇十二首》，诗中有：“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称赞兰桂的芳洁品质、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其美好完全出于自然天性，而并非为了求得人们的赏识，表达了自己坚守正道、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决心。他还写道：“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他谪居之地正是橘之产区，于是借丹橘喻己贞操，丹橘叶茂枝繁、经冬不凋四季常青，难道是因为那里地气和暖？而是因其自有凌寒傲霜的本性！后人赞他“清节不染于浊流”。他在《望月怀远》中写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流传，道出了天下人们共同的心声，在海天辽阔的背景中，明月下人们彼此思念祝福、天涯共相望，一个“共此时”展现出一种高远深融的气象，体现出盛唐一代贤相坦荡博大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