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面对唐朝对其的打击不动声色故不似李光弼一般悲惨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廷在平叛的同时，内部的人事斗争、政治博弈一刻也没落下，甚至还越发的复杂、尖锐。其中，为了遏制武将权力在战争中的膨胀，引发的矛盾尤其突出。
作为战功赫赫、力挽狂澜的两大顶梁柱，郭子仪、李光弼面对了类似的困境，但却因不同的应对方式，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在古代，如何对手握重兵的武将进行制衡，向来是个严肃而严重的议题。初唐时期的府兵制，把将、兵切割开来，贞观年间的唐军频繁征战、却无武将擅权之忧。但在李隆基时期，唐朝的军队的两大特点，让形势起了变化。
一是军队逐渐专业化、“胡”化。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就呈现出崩坏之势，李隆基年间，不得已全面推行了募兵制。这种情况下，自南北朝以来汉人耕种、胡人打仗的惯例再次出现，许多不擅长农耕、精于骑射的少数民族选择从军，所占比例相当可观。许多优秀的将领逐渐崭露头角，甚至担任了一方节度使。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的十大节度使中，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是安禄山（粟特族），河西高仙芝（高句丽），陇右哥舒翰（突骑施），朔方安思顺（粟特族）。
二是重外轻内。由于常年对外开拓政策，沿边设置的十大节度使掌握了49万镇兵，是唐朝军事力量的主体所在。内地则因歌舞升平数十年，中央禁军常年人浮于事、滥竽充数，大部分都是些没经历过什么训练、混迹其中的市井之徒。
因此，在执政后期，李隆基朝廷对于武将擅权的担忧逐渐公开化。天宝六载（747年），因政治博弈的激化，曾经同时担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大节度使的王忠嗣被贬，出任过陇右、河西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被杀。
安禄山等胡将之所以被重用，也与这一事件存在密切关联：李隆基、李林甫认为这些人底子相对简单，结党的概率较小。但这纯粹是主观臆想，像高仙芝、哥舒翰、安思顺之辈，确实只不过是渴求功名与富贵而已，但战功平平、依靠钻营而获得宠信的安禄山，却并非善茬，由此也引起了朝廷的怀疑。
《新唐书》称：“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怀疑安禄山的高官，早期有张九龄、王忠嗣，后期主要是杨国忠（当然，他有党同伐异的盘算）。天宝年间，朝廷多次巧立名目、试图把安禄山诱进长安、除之而后快，但一来李隆基不这么认为，二来安禄山警惕性极高，这一计划屡屡流产。
但安禄山的反状已经无法掩饰，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11月正式起兵。
随着北方三镇叛军浩浩荡荡南下，唐朝的军制弊端暴露无遗。由于事出突然，西北各镇精兵暂时无法抵京勤王，李隆基便组织禁军、临时募兵，交给刚好在京的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领前去御敌。但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哪里是三镇精锐的对手？封常清在洛阳连战连败，其后与高仙芝共同退守潼关。
从技术层面来讲，封、高两位的决定，不过是以“专业人士”的视角，依据对战场走向的判断、作出了他们“专业性”的应对。
李隆基
然而，出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李隆基对于武将的信任度正降至冰点。他派宦官担任监军，随后又轻信这些人的谗言，处死了封常清、高仙芝，把潼关军队交给更让自己放心的哥舒翰（从过去的经验看，此人善于迎合李隆基）。正所谓“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在另一方面，由于西北诸军镇中，河西、安西、陇右位置较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李隆基不得不倚仗朔方军。因此，他免去了跟安禄山有亲戚关系的安思顺，任命58岁高龄、原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郭子仪朔方节度使，命令他进取洛阳。
同时，鉴于当时的河北地区是叛军主力所在，李隆基计划另寻一将前去经营。经郭子仪的推荐，曾任河西节度副使、饱受王忠嗣哥舒翰等人青睐的李光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带着调拨来的一万朔方军兵出井陉，直面史思明率领的河北叛军。
不得不说，这次人事任命的水准相当高。郭子仪、李光弼联手，在河北地区屡挫叛军。特别是嘉山（今河北曲阳东）一战，叛军主力被斩首四万，史思明坠马后狼狈逃窜、捡回了一条命。随后，河北诸郡纷纷杀死叛军守将，重新归顺唐朝，叛军老巢范阳郡与各地的联系被切断，而洛阳的安禄山也被潼关阻挡、无法染指长安，局势对朝廷极为有利。
但在关键时刻，李隆基君臣的老毛病又犯了。
考虑到自己的部将虽达20多万，但却来自不同派系，哥舒翰计划依据潼关之险，与河北郭、李遥相呼应，把被切割在洛阳一线的安禄山活活耗死；同时，郭子仪、李光弼也上奏朝廷，表示潼关不可轻易出战，待他们先乘胜追击、直捣范阳老巢，如此一来叛军将不战而溃。
哥舒翰
但在李隆基、杨国忠看来，这些武将是想养寇自重（也有后勤压力的因素）。在他们的胁迫下，哥舒翰被迫出关，结果掉进了叛军的陷阱，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随后，李隆基逃向蜀地；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以朔方军为主力讨伐叛军。而他的王牌，自然就是郭子仪、李光弼。
皇帝虽变，但对于武将的猜忌却一如既往，担纲主力、战功显赫、威望如日中天的郭、李二人，自然首当其冲。毫不夸张地说，在与叛军作战的全过程中，他们都要提防从身后捅来的刀子。捅刀子的人，主要是皇帝的代言人——宦官。
以郭子仪为例，至德二年（757年），他率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有“再造国家”之功，先后被唐肃宗封为兵马副元帅、兵部尚书、司徒、代国公，可谓位极人臣。
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功高震主”铁律的困扰。唐肃宗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安插在郭子仪军中，实际上就是代替自己对其进行监视。乾元二年（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率军与史思明在相州大战，双方势均力敌、损失相近，其后因战场忽起风沙而双双败逃。但鱼朝恩却把相关责任悉数推到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因此把郭子仪召回京师、剥夺兵权。
郭子仪
其后，郭子仪经历多次沉浮，陷入了免官、被起用、再被中伤、再起用的循环，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屡屡对其进行排挤打压。有一年，郭子仪正在前线抵御吐蕃，鱼朝恩竟然指使人挖掘其父亲的坟墓，可谓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羞辱。
李光弼也难逃相同的轨迹。郭子仪因相州之战被免职后，李光弼一度接替了岗位空缺，成为实际的统帅。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自始至终以唐军平叛主将之一参与全程，以出色的军事才能，为平息内乱立了头功，先后进封太尉、中书令、临淮郡王，《新唐书》称其“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但与郭子仪一样，随着功劳日渐突出，李光弼也遭到了宦官鱼朝恩、程元振等人的陷害。上元二年（761年），鱼朝恩向唐肃宗宣称“贼可灭”，以此逼迫李光弼在不利的局面下强攻洛阳，遭遇了邙山之败。
而在此战之后，鱼朝恩为了掩饰自己的导致的错误，从此越发对李光弼忌恨入骨；至于程元振，则纯粹是嫉妒李光弼，二人“日谋有以中伤者”，每天都寻思着怎么扳倒他。但是李光弼常年带军在外，加上当时的李唐王朝无他人可用，鱼、程二人的计谋并未得逞。
相较之下，郭子仪所遭受的迫害比李光弼严重多了，但两人的应对方式却大相庭径。
无论遭受任何不公待遇，郭子仪都处之泰然，既不口出恶言，也不怒形于色，更不会采取什么对抗举动。即使被剥夺兵权，他也随时关心平叛进展，朝廷一有需要他就立即到位。但在完成任务后，他又能及时谦退，多次主动请求“乞骸骨”，以求退出权力巅峰，避免“功高震主、兔死狗烹”。
鱼朝恩
甚至得知鱼朝恩挖了自己父亲坟墓时，身在前线带兵的郭子仪并没有动怒，更没有像一些大臣担忧的那样愤而造反，而是流泪自责：“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后来，连一心迫害他的鱼朝恩都感动痛哭，称郭子仪为“长者”。“朝恩泣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乎？’”
凭借这种近乎“超凡脱俗、看透世态”的姿态，郭子仪以85岁高龄寿终正寝，被追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代宗庙廷、陪葬建陵。
而身为契丹族的李光弼，则没郭子仪这份忍耐力，显得相当“耿直”。在听说鱼朝恩、程元振怀着心眼算计自己时，他极力避免入京、以防被宦官们陷害。甚至在广德元年（763年），当吐蕃攻入长安、唐代宗急诏其带兵勤王时，他竟拖延不去。
随后，还是郭子仪临危领命、击退了吐蕃。唐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举动，但李光弼以诏书未至为由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想要自行收取江淮租赋。
由于这次的抗命表现，大幅拉低了李光弼的风评，许多部将也对其不再敬畏。悔恨交加之下，李光弼忧郁成疾，下一年病死于徐州，年仅57岁。
李光弼
纵然结局不完美，但唐代宗本着肯定功劳、激励后人的原则，为其辍朝三日，并且追赠太保、谥号“武穆”，将其灵柩接到到长安后下葬。
纵观郭子仪、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为国平叛的杰出表现，可谓波澜壮阔、足以被奉为军人楷模。但由于封建社会权力分配的局限性，这两位英雄却或多或少遭受了来自统治者的提防与戒备，遭遇令人感慨不已。
从结果来看，郭子仪的应对方式可谓完美，但又有几人能做到？所以他被视为“功盖震主却能全身而退”的罕见楷模被人传颂。李光弼的反应则属于本能，但对于这种力挽狂澜的顶尖人才，若苛求他还得精通“人际关系学”，又何来公平可言？人人都反感“万马齐喑究可哀”，都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但相应的环境、土壤并不是凭空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