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感叹唐诗、宋词的瑰丽。
其实,又怎一个“瑰丽”了得。
就说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吧。其云——
-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以清景反衬别情,用近聚映托远行,愁肠百转,无限思绪,好一番耐人琢磨的意境。
据说,“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
说此“阳关三叠”千古传唱,实不夸张。但若断言送别诗无出其右者,也未必。
略小于王维的高适,有《别董大》诗。第一首开篇即云:“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比起王维诗的起兴,要萧瑟凄惨多了。然而,高氏笔锋一转曰:“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细琢磨,这传达的,又完全是与王诗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达观精神。这倒是与高氏之字“达夫”所契合。
诗,都是绝妙好诗。而进一步研讨,似乎也不是不可分出高下。
王维,字摩诘。“维摩诘”,为早期佛教的著名居士。《维摩诘经》,则是记录他说法的佛教《大藏经》重要经典。由王维所取之字,亦可见古人“名”与“字”之间的绝妙关系。
不知道王维的“名”和“字”,是否对其人生旅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可知的是,他年轻时,仕途顺利,政治热情高涨,满怀济世之志。然40岁后,官途受挫,人也逐渐消极,内佛外儒遂成其思想主流——“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其被称为“诗佛”, 的确名实相符。
如是,便不难理解,他的送别诗中何以愁绪万千了。
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大多算得上是“时代骄子”。
这里面不少“精英”,也往往经历过从“兼善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思想转变。
曾写过一篇对比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小文,讲到“白乐天”其实并不乐天。比较令人佩服的是刘禹锡。
比如苏轼,尽管身后名满天下,其实生前颇多坎坷,曾多次被贬,亦曾入狱。
但是,他却一生乐观。而且,他的词中写得最多最深入的,就是与其人生遭际相关的内容——常自检讨自己,始终不坠初志。
苏轼被贬黄州时,外出遇雨,写了《定风波》词。序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其云——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伟丈夫也!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因挫折而颓唐,不以追悔而自弃,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反过来说,不因顺利而忘形,不以一得而自矜,同样难能可贵。
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更高层面上的哲学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