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韩愈被贬官其实没有那么惨，唐朝的好诗只有区区五十首
选手答出了“B，唐朝”，没有答出“韩愈”。余秋雨点评：中国古代有一种贬官文化，被贬的官员在路上的时间很长，加之路又很不好走，因此他们在半路上难免要写诗言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历代贬官文化产生的最好的两句诗。韩愈早上给皇帝上奏折，主张尊儒排佛，但唐代的皇帝对儒、佛都能接受，韩愈因此得咎，当晚就被贬往8000里外的潮州去了。
韩愈的家在秦岭以北，他的马也走不动了。白云，高山，大雪，骏马，这是一幅多么孤独的情景！心情虽然很坏，诗情却是美的。但事实证明，韩愈把被贬的感受夸张了，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他后来在潮州过得也不错。艺术家们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他们、也包括我们，在悲伤的时候，一定要写写诗、唱唱歌、画幅画。
“贬官文化”一词，最早见于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洞庭一角》一文，其中写道：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韩愈父亲韩仲卿当过县令，还被李白写诗表扬过。韩愈三岁时，韩仲卿夫妇相继驾鹤西去，韩愈跟着大哥韩会生活。12岁时，韩会一病不起，郁然而终，嫂子郑氏带着韩愈艰难生活。家道衰落，韩愈小小年纪便明白，唯有勤奋读书，方能再振门楣。他“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不用寡嫂催促，每天勤学苦读。
自古英才多磨砺，韩愈17岁参加科考，连续三年不中，蹉跎潦倒，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直到25岁方才金榜题名。他心情大好，作诗自喜：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是韩愈高兴得太早了。大唐考试，先要礼部试，后要吏部试。考中进士只是过了礼部试，吏部还得考。韩愈又考了三年，还是未中。他心情郁闷，作诗自况：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34岁，韩愈终于考上了，却由于性格原因，在职场上处处碰壁，日子过得凄惨孤寂，终于在五十岁惹出大乱子。给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唐宪宗览表大怒，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时值严冬，大雪弥漫，韩愈骑着瘦马，偕同家人艰难跋涉在前往潮州的贬途中，路过蓝关驿站，侄儿韩湘早已在此等候，韩愈作诗相别：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在潮阳仅仅呆了一年多，唐宪宗便把他调了回来。诚如余秋雨所言，他的遭遇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夸张。
余秋雨先生说，现在人对唐诗有两个误解，一是以为唐代人人都在写诗，二是以为人人都写得很好。这就把平庸混同于天赋，把记忆混同于创新，把流行混同于佳作，把惯性混同于诗性。
所谓诗性，其实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创造性，优秀的诗人，并不愿意背诵别人的诗，即使背诵，也是为了让自己写的跟别人不一样。优秀的诗人都在读山水，读人心，读天地，读自己。 其实唐诗具体写了多少不知道，清代人整理出49000多首，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作，不堪卒读，于是有心人精选出三百多首，便是大家熟知的“唐诗三百首”。
余秋雨先生说，即使这三百首，也有拙劣之作，他从中再次筛选了一遍，整理出五十首。 余秋雨先生说，唐代人有一种“整体诗性”，这种诗性代表了大唐文化的精髓。
这五十首唐诗，就收在他的新作《中国文化课》里。
余秋雨被誉为当代文化大师，他不仅散文写得好，“蹈大方，出新裁（贾平凹语）”，别出机杼，自成一格，直追唐宋八大家，而且文学鉴赏力非常高。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出于对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关爱，余秋雨把自己的博士生教材整理出版，取名《中国文化课》。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是照本宣科的冷冰冰的将中国文化复述了一遍，而是加入了余秋雨几十年潜心研读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还有自己一生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让自己和古人形成互相映照的共鸣和辉映。千年文化，娓娓道来，温情脉脉，和暖如春，普照人心。
余秋雨说，买了我的书的好处，便是让你的人生不留遗憾。即使把它放在书架里长久不理，也会安静地在那里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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