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
文：赵进斌 （读史特约作家）
“勒石三戒” 开创“仁政”清明王朝，“文以靖国” 营造中国“文治盛世”，赵匡胤“建隆之治”令人感叹！
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宋代前中期那样，涌现出一种令历史有些眩目的现象——众多文坛巨匠们接二连三前仆后继地跻身于最高权柄中枢，用极大的热情推行变法改革，又在短暂的改革跌宕起伏、反复中命运大起大落，上演一部慷慨激昂、悲天悯人的历史大剧。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司马光……这一个个在文学史上至今仍振聋发聩熠熠闪光的名字，不但个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创作的诗词歌赋、经典著作名垂千古，而且在力图治国安邦变法图强中，也是各露千秋峥嵘。
虽然他们基本都是以黯然退场的方式而告别历史舞台，但是你只要仔细看一下他们下场后的命运——均得善终，这又令你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段话很有名，现在屡屡为宋朝鼎盛之说引用，即“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且不说文化巅峰宋词之婉约优美，久负盛名，就是书画艺术，只要看一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印证了这个盛世是如何繁荣富强的。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评价“宋朝黄金时代”。
营造这个盛世的，就是开国皇帝赵匡胤。
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检点赵匡胤踢开那仅有七岁的侄皇帝，自己披上皇袍。
建立宋朝后，为传承、巩固家天下计，首创“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演变模式，把握有重兵之权的将领全部解职。
一方面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另一方面倡导和表彰沉湎隐逸之风。
有最高帝王的教诲和示范，再加上老庄之学和佛学禅理早已流行于世，何愁不迎来明日复明日、今昔是何年的岁月？
武将们热衷在酒池肉林中，养妾成风，沉湎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境地；文人士大夫们洋洋得意在勾栏瓦肆中，和歌伎名伶们填词作曲、笙歌笛舞、唱酬做答、颠鸾倒凤。
宋词有中国历史上脂粉气息最浓的词曲，以柳永为代表的文人们在灯红酒绿的忘忧乡梦游国里，把这种气息诠释到了极致。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最典型的诠释了这个虽然偏安却始终浸淫在灯红酒绿的王朝繁荣的景象。
赵匡胤几杯美酒加劝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历朝武将专军篡权的难题，被誉为“最高政治艺术的运用”，成为千古佳话。
赵匡胤虽是一员武将出身，却极喜爱读书，常手不释卷。他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赵匡胤也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赵匡胤用人不问资历。他时常命令臣下要注意选拔有才能而缺少资历的人担当重任；自己也随时留心内外百官，见谁有什么长处和才能，都暗暗地记在本子上。每当官位出缺，他就翻阅本子，选用适当的人去担任。这又使臣下都致力于读书提高自己。
最高统治者以身作则，举国上行下效。宋太祖为首的宋初领导集团集体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使宋初的社会经济迅速呈现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
宋太祖减轻徭役，赋税专收，以法治国，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赵匡胤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将军权、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牢牢控制，一举铲平了藩镇割据武夫乱政的历史状况。所以宋朝300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发生大的内乱和地方割据。
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
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果断地实行“佑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设立“誓牌”，尊崇士大夫，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
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称的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
与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创建的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国文治盛世的顶峰，可谓中国君主专制史上的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因此，尽管宋朝300年的基业中，对外长期积弱，但在民间却享有盛誉，并对后世历代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976年11月14日），正值55岁盛年的赵匡胤突然死亡，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的教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传统的修、齐、治、平是他们的理想。
在天下发生大动乱、社会即将发生大变革时，士大夫们一定会站出来，有所作为。这也是为中国封建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在宋朝，出身于低贱农民家庭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之所以敢于投身于改革，朝廷一贯制的宽松敢言政策是保障机制。
作为最早认识到朝代隐患而具有远见卓识的代表人物，作为当时急欲奋起扭转这种局势的士大夫，他们这些从青年时期就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人物，待进入到官僚阶层后，就接连上书给皇帝，洋洋万言尽为革除天下弊端奋起改革的疾呼。
“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在历经重重困厄后，由于触及了众多保守官僚的切身利益，加上昏庸无道的皇帝醉心于花前月下，本来就不想求什么进取找什么麻烦，短短数年，这些轰轰烈烈的变法即告失败。他们辞别官场后，仍顽强地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兼济精神，实在令宋朝永远在史上熠熠生辉！
具有超凡才能政治家的王安石变法，他最大历史贡献并不是曾设立过十余条改变社会管理方式的法，关键在于他始终不渝信奉和坚持的变法中代表那个时代最强音的“三不足”无畏之精神、信念。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喊声，集中体现了王安石超人的胆识和变法的精髓，如黑暗长空划过一道闪电惊雷留下气贯长虹之势，其远见卓识其后历代改革者无一超越。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虽然变法失败，但他却能全身而退，隐居金陵半山园终老。
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无非要有三个空间：生活空间、学术空间、政治空间。南宋即便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黑暗时期，这三个条件也仍然具备。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职，也能保持起码的生活空间，国家权力没有取缔书院，知识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学术空间。
国家权力尽管可以流放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但不是在监狱中囚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为知识分子预留政治空间这点上，宋朝与其他朝代相比，都是最好的。就这一点而言，其开国统治眼光无疑是长远清明的。
政治文明最终营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
除了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变法外，历史上的变法多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或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
穿越宋朝，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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