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在历史上,是一位比较特殊的皇帝,他有着完美的人格魅力,心地善良、嫉恶如仇、宽仁大度,是一个仁慈的、且充满侠义心肠的好皇帝。
放眼古代的政权更迭,哪个皇帝不是靠血腥的杀戮而获得的?强如刘邦和朱元璋,他们在登基之后,仍然需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来稳固权力;再比如李世民和朱棣,更是要靠弑杀亲人来稳定皇帝之位。
但赵匡胤却与他们完全相反,他在取代后周的过程中,甚至可以用兵不血刃来形容。尽管有人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他早已安排好的阴谋而已。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后周世宗柴荣死后,继位者是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主少国疑,这种情况非但不能保全后周的政权,甚至还会继续加剧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到头来受苦受难的只会是穷困的百姓。因此我认为,就算黄袍加身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就算赵匡胤有谋取帝位之心,亦无可厚非。
赵匡胤只以牺牲一人为代价便改朝换代,况且对后周旧臣一个不杀,仍然全部重用,单凭这一点,就能够证明赵匡胤的政治胸怀和统治智慧。诚然,赵匡胤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不过仅凭超强的个人能力,根本不足以让大宋得到长治久安。
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直至960年大宋建国,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时间里,中原历经五代八姓十三帝,导致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即是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
也就是说,谁的手里有足够的兵权,谁就能取而代之。赵匡胤是从底层校尉一步步走上皇帝之位的,他深知兵权对于王朝兴亡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为他自身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
柴荣重用赵匡胤,且将他视为心腹,可结果呢?当柴荣撒手人寰,赵匡胤随即就能黄袍加身,只因他手里拥有强大的兵权。对赵匡胤来说,既然兵权是最大的隐患,那么只有解除武将的兵权,才能确保大宋江山的稳固。
于是乎,他便导演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用最真诚、最接地气的方式,且以超高的厚禄换取了武将们的兵权。
杯酒释兵权进行了两次,第一次解决掉的是中央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四人的兵权,将禁军的兵权一分为三,基本消除了禁军将领在皇帝身边发动兵变夺取政权的威胁;第二次解决掉的是大批藩镇节度使得兵权,亦消除了藩镇割据对中央的隐患。
赵匡胤通过两次酒席,便把中央直属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兵权全部收回, 彻底打破了自唐朝中期以来持续两百多年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当然,赵匡胤成功的前提,是他自身的实力要强于禁军武将和地方节度使。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弑杀功臣几乎是各个朝代的开国帝王,为稳固政权而行使的必要手段。而赵匡胤却是另辟蹊径,他显示出高超的政治艺术,通过和平手段解除了大臣们的权力威胁。
但问题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只能做到“安内”,却无法解决“外患”。 两宋立国一共319年,仔细算来,期间确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内乱,不过从始至终都被外患所困扰,以至于先后两次亡于北方游牧民族。
历朝历代在建国之初, 它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更何况大宋是由后周平稳过渡而来。后周的军事实力居五代之首,甚至还要强于北方的契丹,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强大的军力,竟然会迅速衰退到不堪一击的程度。
其直接原因就是大宋王朝对自身军力的刻意削弱和缩减,宋朝的外交方略基本是以金钱赎买为主,这在无形之中就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再者,两宋君臣几乎都以不生事为最高原则,以苟且偷安为最大满足,缺乏野心或许正是大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细数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大概只有赵匡胤是出自于行伍,也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然而,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避免自己黄袍加身的事件再一次重演,甚至不惜把皇位传给兄弟赵光义(宋太宗),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只不过在稳固皇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宋朝积贫积弱的种子。不可否认地说,杯酒释兵权无疑是赵匡胤个人的辉煌成就和伟大成功,但是失败的却是整个大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