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名臣王十朋状元殿试策问《正道之治，法治天下》对策卷

原标题：南宋爱国名臣王十朋状元殿试策问《正道之治，法治天下》对策卷解析

（文章编辑：中国法学会 唐从祥）

王十朋(1112年11月9日-----1171年8月6日)，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浙江省乐清市)人。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爱国名臣。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他以"揽权"中兴为对，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状元)。官秘书郎。曾数次建议整顿朝政，起用抗金将领。孝宗立，累官侍御史，力陈抗金恢复之计。历知饶、夔、湖、泉诸州，救灾除弊，有治绩，时人绘像而祠之。乾道七年(1171年)，王十朋逝世，年六十。绍熙三年(1192年)，追谥"忠文"。有《梅溪集》等。

王十朋在南宋时代的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

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力排和议，并抨击三衙兵权过重，谏罢杨存中兵权，奏请起用张浚。孝宗诏百官陈事务，他上《应诏陈弊事》札子，指出百官"尽其官不履其职"，同时指出皇帝有任贤、纳谏、赏罚三大职事，并未做好。隆兴元年任侍御史时弹劾当朝宰相史浩及其党羽史正志、林安宅，并使之罢职，震动朝野，人称颂王十朋郎为真御史。王十朋守饶州期间，宰相洪适，饶州人。回乡拜访王十朋，竟提出以放学宫地扩建私宅后花园，王十朋毅然拒绝。《宋史·本传》记载说:"丞相洪适请故学其益其圃，十朋曰:'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此事后来朝野皆知，传为佳话。王十朋一生清廉，夫人贾氏，品德高尚，忍贫好施，常以清白相勉。辞官归故里时，家有饥寒之号却不叹穷。夫人死在泉州任所，因路远无钱将灵柩及时运回家乡。他在《乞祠不允》诗里述云:"臣家素贫贱，仰禄救啼饥。""况臣糟糠妻，盖棺将及期。旅榇犹未还，儿昼夜悲。"结果灵柩在泉州停放了二年。王十朋为官，关心的是国家、黎民，自己却是如此贫寒。

王十朋的文学成就。王十朋学识渊博，诗才横溢，凡眼前景物，常常感而成诗，大多是爱民忧民、寓含教育之作，咏蔡襄修建洛阳桥的诗、宴七县宰诗、承天寺十奇诗、咏清源山诗等，都是流传后世的佳篇。王十朋对《春秋》《论语》《尚书》尤有研究。治学反对追求故事典故或理学空论，为文处事偏重功利实用。朱熹称其文"规模宏阔，骨骼开展，出入变化俊伟神速。"称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并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说:"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人，无不敛衽心服。"叶适说他"素负大节"、"士类常推公第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十朋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王十朋计有诗1700多首，赋7篇，奏议46篇，其他如记、序、书、启、论文、策问、行状、墓志铭、祭文、铭、赞等散文、杂文140多篇，都收入《梅溪先生文集》前后集中。此外还有《春秋》《论语》讲义八篇等。诗文刚健晓畅，有《梅溪集》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十朋全集》。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丁丑科殿试策问状元王十朋对策：

策问

原文：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纲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译文：据说监于先王成宪，他永远不犯错误。遵循先王的法度而过的，不曾有过（这种仪器）。仰思祖宗以来，设立纲常法纪，百度明显，大小全部，都列圣相授的模，为万世不变的典章。朕继承袁绍丕图，恪守建国大业，凡是一个号令、一施为无不考查史实，只有祖宗的成法，这是宪是你。但是统一的禁止，赏罚的工具，就像从前一样，而奸邪弊端没有完全革除；税收的制定，经常的度，就像从前一样，而财用不很富裕，取士的科，形成的方法，就像从前一样，而人才还没有大规模；升降的典，训迪的方法，就像从前一样，而官员有没有激励。它的根源在哪里？难道道虽然很久而不改变，法律有时弊端，增加或减少的应该有不可行吗？抑制推而做的不是这人吗？我想参考典册的教训，研究表明推行的关键，使祖宗的治理又出现在今天，他一定有道理。你学古入官，第二在治国之道，蕴存以等待询问很久了。详细写在篇，我将亲自阅览。

对策

原文：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雾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格守之法为言，是侧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己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耶？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日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日“天阙”，器曰“天仗”，法日“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

译文：我回答：我听说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是一家的方法，人君用家法为天下的方法。君主与臣子的，虽然名字分不相同，而法有大小的区别。至于能世世代代守其法的，他们都说“权力”而已。人我能拿一家的权力，守着一个家的方法，以显示其子孙，那么一定社会为名家；君主能掌握天下的权力，守在雾法作为国家法，留给子孙而施诸无限，那么一定代为有道之国。这是法律的，治家治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而权力的人，又拿着法律的大政方针啊。现在陛下委屈尊严，朝廷集多人，询问治国之道在清的问题中。首先以监于先王成宪，格守的方法是说，这侧陛下想遵守家法以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固然己得到了。我得用一个茅草和您的行列，仰仗圣上诏书，他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回答，认为陛下遵循祖宗保持法的贡献吗？？我所要说的没有别的了，也一天比一天揽权力而已。曾经对你的，天啊。上天给天的，以他的聪明刚毅矫健，司刑罚赏赐的权力而不昏暗啊。君主之所以成为你的，因为他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刑罚赏赐的权力而不向下移动了。天拿天权而为天，你拿着你的权力而为你，所以天与您共同称为大在域中，而你的名字，一定要把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的，所谓的“天王”；以自然而你百姓的，就说“天子”；在九五正中的位置，就说“天官”；享寿无疆的俸禄，就说“天禄”；五服五章的，所谓的“天命”；五刑五用的，称为“上天讨伐”；在的像太阳的，所谓的“天外”；可怕的像神的人，所谓的“天威”。在天“天宫”，器说“天仗”，法天“天宪”，下诏说：“上天对”。天大的不可能有加，你的大也不可能有加的人，因为他们都能管理域中的权力就行了。恭敬地希望陛下，蕴聪明的德，本体刚健有力的帮助，亲自处理，动效法祖宗。一个命令的下，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的，如天上的雷；一个恩泽的布，而百姓没有不含蓄的人，如天上的雨露；开多正的路，杜群弯曲的门，而百姓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如天的清明；为政日更新，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又一新，而百姓无不擦亮眼睛来观看的人，如天的运行而不息。巍巍吗！浩浩荡荡！就不可能有增加了！但我仍然认为法天揽权力是说话的人，这是陛下的恩德，虽然不可能有加，而我你的心，每把有加无已，望陛下，这是我用来冒死直言而不知避讳。

原文：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纲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同之臣虽浇浇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玻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日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风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机，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房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时沾小人窃柄之第，躬榄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

译文：我读圣明的策略，首先以监于先王成宪，他永远不犯错误，遵循先王的法度，而过的人从来没有为说：其次以及在祖宗立纲常法纪，列圣相授之道；接着又以今天执行，但不能没有四个方面的弊端是问。我有去见陛下知道治理国家之道在于遵守成法、遵循祖宗，要改变现在的问题。我认为陛下能揽赋予的权力，带自己出去，就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当时有不难革除弊端，天下有不难治。凡是用以策我的，都不足以为陛下担忧了。不但是，陛下虽然殷勤同的我虽然浇浇读的，没有用的。我观察自古善于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以独揽大权为先。从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也未尝不以独揽大权为先。只有辟作福，只有辟作威，只有开美食，我没有有作福作威、吃的，箕子告诉武王的话了。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来；至于没有道，那么从诸侯大夫出来的，孔子垂漩后代的意思。对刑罚赏赐一天你，你能控制命令为义的人，左氏记载当时人的事：对朝廷不可以相陵，首先你不可以用相反的，贾谊向文帝的话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善于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以独揽大权为先的。三皇官天下的人，抓住幸福威严的权力，以官的了；五帝家天下的人，抓住幸福威严的权力，以家之的；三王计安定天下，而多年长且久者，抓住幸福威的权力，以安抚他们呢。汉宣帝善于效法祖宗的君王啊。但他们之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实现中兴大业的人，没有别的了，因为它能改变霍光专权的弊端，亲自拿起福威严的权力而已。观其考核审计，赏罚严明，斋居决事，处理只有精，而神爵、五风的研究，称为吏说：百姓安定，功勋光耀祖宗，职业垂后裔的人，大概是这样的。光武帝也会效法祖宗的君王啊。但他们之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立了中兴之功的人，没有别的了，因为它能鉴别西京不争之祸，亲自拿起福威严的权力而已。看他的大权总揽，要明白政治体制，退功臣而提拔文官，收敛弓而散马牛。建武帝的政治，号称英武的武，系兴隆我们汉，同高祖一样的，大概是这样的。唐明皇善于效法祖宗的君王啊。但他们之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开元之治的表达，因为他能革除前朝权贵外戚干政的弊端，亲自拿起福威严的权力而已。机，明皇锐在寻求治理，姚崇设十件事把要说的，他们大概就劝他独揽大权的。皇帝认为自己能做，因此，励精图治，完成在下而权力归于上了。宪宗也会效法房的人。但他们之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导致元和的治者，因为它能克服以前被小人窃夺权柄的第，本人榄福威严的权力而已。当初，宪宗锐在治理，杜黄裳害怕不能要点，劝他操持纲领，要得到他的大的，皇帝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因此，励精图治，纪律设置，赫然号称中兴了。这是我所说的，从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没有不以独揽大权为先的。

原文：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几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餐德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窃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几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为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僭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僭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熊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

原文：臣伏读圣策日：“仰惟祖宗以来，立纲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抑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窃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辄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日“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

译文：我读圣策天：“仰思祖宗以来，设立纲常法纪，百度明显，大小全部，都列圣相授的模，为万世不变的典章。朕继承袁绍丕图，恪守大业一个号令一做，没有不考查史实，只有祖宗成宪法这是你。”我有去见陛下谦恭还是害怕，不把聪明自居，一定要去祖宗之法，以致中兴的征兆我认为陛下想效法祖宗以达到治理，又不可不效法《春秋》以独揽大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就指责他的书，有保存古代就幸运的书，有复古那么好的书。经典书“献演六羽乐舞”的人，指责鲁隐公不能守住祖宗之法，而就改变先王的音乐呢；“初税亩”的书，谴责鲁宣公不能守住祖宗之法，而轻易改变成周的彻的这就是所谓传统则讥讽的方法。“就像三望”的书，谴责鲁僖公不郊，而到他还三望；书“犹如朝拜宗庙”的人，讥讽晋文公不告朔，而到他仍然朝在庙。这就是保存古代就有幸的事。襄公十一年的书“作三军”的人，指责他改变古代的；昭公五年的书“家中”的人，好的复古的。这就是所谓复古就好起来了。《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乱旧章。“《诗》说：“不犯错误不忘，遵循先祖旧典章。“汉惠帝用曹参，遵守萧何的方法，而国内安定；武帝任用张汤，取高皇帝的法律变更的，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的人，这样的研究：改变祖宗之法的人，他们扰乱他们，做君主的他们可以从损坏的家法吗！

原文：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冠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高弱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日遵祖宗训；二日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日真宗爱民，孝恩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抵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

译文：我太祖、太宗，开始建造我宋国的家法的原因。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国的家法的原因。先正大臣，如果范质、赵普的人，共同造我家法的原因。在真宗时，有如果李杭、王旦、冠准；在仁宗时，有像王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高弱的人，共同遵守我宋国的家法的原因。听说庆历年间，仁宗拿出御书十三轴，凡是三十五事。那一天遵循祖宗训；第二天奉真考业；三是祖宗艰难，不敢有失；四天真宗爱民，孝恩感噎。所以当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良，遵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理效果显著的，这是本吗。又听说熙宁年间，先正司马光在经筵进讲，至于萧何、曹参事，对参与不改变什么方法，能保持成功之道。并且说祖宗之法，不可以改变的。他日吕惠卿讲解，主张以打败他们。对法律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和，布法象魏这样的；有五年一换的，巡视考察制度是正确的；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是的。光顺而打断说：布法象魏，旧法的布，不是变了。诸侯有变礼容易快乐的人，王巡守就杀了他，王不变的。刑罚，新国用轻法，乱国用重法，平国用中典，这是对世轻世重，反对变法的。看到两位说，也足以看出那人的邪正了。陛下从即位以来，固然不会遵守祖宗法。近年有出于一时权宜而进行的申请，导致与既定的方法或相互矛盾之处。近来陛下当面告谕群臣，对国家政事，都应该遵守祖宗，现在又发生在清问，以求达到治理的效果。我有去见陛下能持盈守成功之道，真是仁宗的心里了。然而我又以独揽大权是说话的人，《春秋》讥讽当时王失去独揽大权之道，所以诸侯就有改变法律的弊端。现在陛下想守祖宗之法，应该用春秋赏罚的权力，以抵御他就可以了。大臣有清净如曹参的，应该让他们遵循；忠诚正如司马光的，应该使之探讨。变乱如张汤的就杀了他，异议如吕惠卿的是排斥的。像这样，那么祖宗的良法美意，可以用垂万世而不破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天下治理不好呢？！

原文：臣伏读圣策日：“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窃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日：“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溢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待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佑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迩者陛下躬亲万几，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概。

译文：我读圣策天：“法律，赏罚的工具仍然是，而奸邪弊端没有完全革除。”我有去见陛下想去祖宗之法，在于明赏罚来改革问题。我认为想奸弊的全部革除，不可不效法《春秋》以独揽大权。因为《春秋》的方法，不是孔子的方法，成周的方法。所以杜预说：“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明亮的。”经有书奖赏的人，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都是以讽刺当时王的滥赏，不是周公的奖赏啊。有书刑的人，如果杀了自己的大夫，把它的大夫，杀了公子之类都是以讽刺当时君主的溢出刑，不是周公的刑罚呢。当时王失去了周公奖赏和刑罚的方法，不能改变当时的奸弊，所以孔子认为修改的，孙权代替他善于鼓励而过度害怕了。我祖宗制度奖赏和刑罚的方法，记载在有关部门，统一的章，明显可以看到。创立的如萧，守卫的象（。不曾有滥赏啊，而奖赏功劳一定吗：不曾有滥用刑罚了，而刑罚必须在犯罪行为的经历，不要不改革的弊端，因为圣祖神宗，在上能独揽大权，而群臣不能执行在下的缘故。因此司马光自己为谏官以及为等待从，曾经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之道三献的仁宗，又进献的英宗，又进献的神宗，而这两个道理就在于赏罚严明的三宗已经用他的话来达到治病了。光以清德雅望，执政者在元佑初年，身体力行的话，以改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的十多人，天下的人都信服他的奖赏和刑罚的正当，一时的弊端也没有改变的。我三宗真正盛大的你，而光也可以说是当时的贤相。近来陛下亲自处理，一个新时代政治，驱逐邪恶，登上用老人，被禁锢的解除，揭发者被杀，这奖赏和刑罚的公正，而革除弊端的非常大的原因。英明的决策还是以奸诈弊端没有改变为忧虑的，难道今天朝廷，仍然有越轨赏滥罚如春秋时吗？我不敢不把他的大概。

原文：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日：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溢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荷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日：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南以冲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成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悦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

译文：君主赏罚的人，不如进退天下的人才。现在陛下每进一人，一定要出自陛下一向知道他贤能，亲自认识提升可以的。不但是，它在大臣侍从，他推荐可以的。不但是，就采于舆论，而天下人都说贤能可以的。如果不出现在三个方面，而有一天突然进的，就议论的人必须每天：某个人的进步，出于某个暗中为之地啊。像这样，那么一个人的溢进，有以损害陛下作福的权了。陛下每退一人，一定要出自陛下清楚地知道他的罪，震怒而被谴责可以的。不但是，它在谏官衡史，你的话评论可以的。不但是，就在大家都说得，而天下人都说有罪可以的。挑不出在三个方面，而一旦急忙后退的，就议论的人必须每天：某人的离开了，出现在某人南以冲击的原因。这样一个人的错误退，有以损害陛下作成的权了。从前舜提拔十六相，而天下喜欢他的奖赏的当；走了四个凶恶的人，而天下服他的惩罚的公。陛下如果能把祖宗制度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中心，拿着《春秋》赏罚的权力，以控制的，那么害怕什么邪恶败坏的不改变吗？？如果有某劳进某级认为奖赏，犯某件事情得到某罪以作为惩罚，这只是有关部门的工作了，这不是君主的威严大的幸福，我不能再为陛下说的啊。

原文：臣伏读圣策曰：“赋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窃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日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日：“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鸣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绝。嘉佑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日：“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日：“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日：“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日：“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警如雨泽，夏涉则秋早。不加层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基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为节用理财之法，聚敛毒民者之深戒也。

译文：我读圣策说：“赋敛的制度，经常的度仍然是，而财用不很富裕。”我有去见陛下想去祖宗之法，在于裕财用以治理国家啊。我认为要财用的有裕，又不可不效法《春秋》以独揽大权。考察《春秋》记载“臧孙辰向齐国告籴”的人，讥刺庄公不节约国家财政，一年不成熟而告急于外的；“初税亩”的书，讥讽宣公不节约国家财政，改变成周十分之一的方法，至于按田亩收税啊；书“作丘甲”的人，讥讽成公不节约国家财政，至于因我而出甲啊。“用田赋”的书，指责鲁哀公不节约国家财政，至于使用亩而出军赋的。《春秋》记载告诉的人不应该告诉，书最初的不应该开始，书作者不应该做，书用的人不应该使用。我因此知道《春秋》赋税的书，为人君节约裕财的解释明确了。从前孔子回答齐景公的问政，不说政策在创造财富，而天政事在于节约财物。有若回答鲁哀公的问年成饥荒，不告诉他们以创造财富的方法，并告诉他用何不彻。我又知道我国的方法，事实在于调节作用。听说太祖皇帝有言天：“我认为天下的财富，宫殿全部用金银装饰，力也可以办理。但想想我为天下守财罢了，怎么可以随意使用？古称因一人治理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哎！好大的话吗！真的可以为万世子孙保全国家的准则。又听说仁义宗性，尤其致力于节俭。使用只在漆素，被褥只用黄绝。嘉佑年间在前殿策试士人，从“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认为御题。当时吕溱赋天：“国用既节，百姓的财物是丰。”仁宗高兴的，提升为第一。观察仁宗取士命题的意义，又真的可以为万世子孙保全国家的准则。又听说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回答，论以及救灾节作用。王安石天：“国用不足的，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了。光天”：“善于理财的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全民财。百姓走投无路被强盗，这不是国家之福。“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上用脚。光天”：“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物万物，只有这几，不在民就在官。警如雨水，夏天到秋天时早。不加层而上用脚，不过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基在加赋。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书的来见武帝不清楚。”司马光的名言，真的可以为节约理财之法，聚敛害百姓的深戒了。

原文：陛下自和我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栗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窃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人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食养所不可免者，而沉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底。臣愿陛下榄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减，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予聚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

原文：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窃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日：“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粱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同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粱、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

原文：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太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巨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途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日犹昔，而人才非昔者，曲福减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土；名”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闹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上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缔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衡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佑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日：“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耶？”擢置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

原文：臣伏读圣策日：“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窃渭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膝候至”，威二年别书“膝子”。范宁日：“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鹭，”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日：“前称千今称候者，盖时王所进。”臣窃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资罚之权因其贤否而聪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日“荆”。羊日者间？州名也。州不若国，同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任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

译文：我读圣策天：“升降的典，训迪的方法仍然是，而官员有没有激励。我有去见陛下知道治理国家之道在于得人，而要官员的激励和祖宗时期啊。我想对官员的激励，应该抓住升降贤能与否的权力。考察《春秋》隐十一年书写“膝盖等候到”，威二年分别书写“膝盖子”。范宁说：“以前称侯现在称为子的，因为当时王所鹭，”隐二年写“纪子来了”，威二年就写“纪侯”。范宁说：“以前称千现在称为等候的人，因为当时王所献。”我认为春秋时期诸侯王不能升降，一定是先生以资惩罚的权力因为他贤能与否而聪明登上它了。又按经书”楚”天“剂”。羊一天的时间？州命名的。州不如国，同不如氏，氏不如人，人不如名，名声不如字，字不如果你。”何休解释说：“圣人因为周围有剥夺爵位的方法，所以准备七等人的科，以进与退的。”于是我知道《春秋》是孔子升降的公正原则。所以当我又知道《春秋》的人，那一定是忠臣。因为《春秋》以责备忠臣的到，训迪天下做臣子的呢。为你而知道《春秋》的人，那一定是孝子。因为《春秋》以责备孝子的到，训教导天下的人你的原因。我国家任官的法令，上自公卿百官事务，下到一郡一个县的官员，无不是以公道黜陟的，当然没有什么不同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了；有学者认为教育的在不信任的前，有法律来禁止他们在卜筮当官的后面，无不是以公道的教训启迪，固然没有不同于成周训迪那官的原则。所以当时为官员的，没有不勉励自己的职责。坐在朝堂之上，与天子相可行的，这是宰相的激励他的职责是；站在宫殿台阶前面，与天子争夺是不对的，这是谏官的激励的作用；谈到车，那么天子改容，事关决策，那么宰相等罪行的人，这是御史的激励的作用。百官在朝廷鼓励自己的职责，守令任职于郡县勉励他们。因此祖宗的时代，国内外大多称职的臣子，所以他治理国家的效果，远在汉朝和唐朝的上。现在陛下任用贤能来建立中兴的管理，升降的方法，训迪的方法，无不是遵循祖宗的时候，而圣明的策略是以官老师没有鼓励为忧虑的，我总是把独揽大权的说了。

原文：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日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替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余茶未革故也。隆下必纸官师成励厥职，莫若大明黜步于上，而以陟之次者付之窄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背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以揄扬之。此陛下黯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

原文：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日：“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耶？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为《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装弊红。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日：“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数其偏者所以补其敝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敝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敝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粱释之日：“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日：“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

原文：陛下终策臣日：“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蓄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益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赘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士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余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日：“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日：“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左右誊言日闻，必察之日：“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日：“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谨对。

关于王十朋的历史评价：赵昚:“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 朕岂不知王十朋，顾湖州被水，非十朋莫能镇抚。”汪应辰：“汉廷用儒，黯独戅朴。淮南惮之，谋不敢作。谓公孙辈，发(阙)振落。儒岂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节义，视黯无怍。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凛凛，危言谔谔。招之不前，麾之不却。猛虎在山，卫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问胡为然，非智之凿。圣有谟训，守约施博。惟其躬行，粹美无驳。道固如是，不由外铄。于彼汲直，如玉而琢。我为铭诗，以表儒学。人虽云亡，尚有榘彟。”刘珙:“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求之今人，则于太子詹事王公龟龄，其亦庶几乎此者也。”朱熹:“禀乎天者，纯乎阳德刚明之气，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畅洞达如青天白日，而见于事业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人，无不敛衽心服。”脱脱:“十朋、吴芾、良翰、莘老相继在台府，历诋奸幸，直言无隐，皆事上忠而自信笃，足以当大任者，惜不尽其用焉。”黄淮:“家食时，敏于力，学博究经史，旁通传记百家，由博反约择精守，固其于天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体认真切凝然，以斯道自任...每为权要忌嫉，而执德不回……剖析详明，论议鲠直，皆足以阐圣道、垂世教，惜乎当时不能尽用也。其为郡时，布上恩、恤民隐，导掖抚摩，直欲底之于平康之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汉唐循吏殆不是过，其著为杂文诗歌，率皆浑厚雅淳，和平坦荡，不离于道德仁义……盖其当代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谓无愧者矣。”历史以来国难出忠臣。

（文章编辑：唐从祥，名驳虎，男，生于1980年，四川眉山人，学历：法学本科 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与思想，系中国法学会会员，青年书法家、法学家、学者，注：由于篇幅限制，已有删减！译文需要进一步完善修改，仅作阅读参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