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义利观对苏轼产生重要影响
苏洵肯定“义”的道德要求，认为“义”是行为规范，并且可以矫正天下人的不正之心。“义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苏洵认为，将“义”作为道德标准虽然可以匡正天下人之心，但是只言“义”而没有“利”，就是“徒义”，就成为圣人戕害天下的利器。苏洵以伯夷、叔齐为例，说明“徒义”的危害：“伯夷、叔齐殉大义以饿于首阳之山，天下人安视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义也，伯夷、叔齐不以饿死矣。虽然，非义之罪也，徒义之罪也。”
“义”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徒义”就是戕害天下的工具。武王伐纣，即使高扬大义但也没有舍弃利。无论是伯夷叔齐守节而死，还是武王行大义诛独夫，都不能以“徒义”加天下。苏洵反对“徒义”，也反对“徒利”，认为“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没有“义”作为规范的“利”就是“徒利”，苏洵主张将义和利相结合。如果没有义，天下将没有节制，但是没有利，则道难行。
所以君子欲行圣人之道，必须将利与义相结合。苏洵认为利与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与利互相支撑，彼此结合为“义利”和“利义”，“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苏洵所著《利者义之和论》是对《周易》“利者，义之和”的解释，他对于义利问题的分析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曾枣庄认为，苏洵的义利思想与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主张大相径庭。
苏洵尚未完成《易传》，就与世长辞，在其临终之时将《易传》的后续完成的重任交给苏轼。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之作了记载，苏洵命苏轼继承遗述其志，苏轼泣而受命，撰成《东坡易传》。苏辙之孙苏籀在其《栾城遗言》中也提到先祖晚年读《周易》，未完成《易传》而长逝，苏轼受其命，遂完成此书。
故而，苏轼吸收了苏洵解《易》的方法，并进一步阐发了义利相和的观点。朱熹评价苏轼关于义利关系的解读方法，“‘和’字，也有那老苏所谓‘无利，则义有惨杀而不和’之意”。再次说明，苏轼的义利思想直接继承苏洵的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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