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
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
面对当前房地产市场各种离奇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居房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人们还需要为买房发愁吗？或许你想不到，住房难问题不是当代才有的，古代人早就尝到了其中的苦与愁。
根据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房屋买卖。在一个名字叫“盉”的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其意思大致是：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一千三百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一百串贝壳的几件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在矩伯和裘卫两人完成土地抵押交易的九十三年后，也就是周厉王三十二年，又发生了一宗土地买卖。这宗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也被刻在青铜器上。这次记录的是周厉王买地的事。周厉王为扩建王宫，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没有立即给钱。鬲从担心周厉王赖账，周厉王派人对鬲从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的，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这个很毒的誓，证明了这次交易的分量。
有人买地，有人卖地，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在隋唐时，有人专门开发商铺，在盖好之后将其租出去或卖出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可算是开发商。
有个叫窦乂的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窦乂出生在陕西，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爹娘，无依无靠，跟着舅舅一块儿生活。他舅舅是个公务员，住在长安城。窦乂先通过卖鞋、卖树等生意赚了一些钱，后来有了八十万钱的身家，于是开始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当时长安西市有一个废弃的化粪池，面积不小，有十几亩，闲置七八年了一直没人买。窦乂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后，在上面盖了二十间店铺，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可收上几千钱的房租。再后来窦乂听说当朝太尉李晟喜欢打马球，于是斥资七十万钱买下一块地，又花三十万钱把这块地建成一片马球场，送给了李晟。李晟很高兴，从此跟窦乂结成死党，有求必应。有这种靠山保驾护航，窦乂发得更快了，不到四十岁就成了长安首富，人称“窦半城”。
古代的开发商还有一些是公务员、退休干部等，甚至官府自己就是开发商。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专门搞开发的机构，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本来只能是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就开始转型给中央财政搞创收。怎么搞创收呢？“修完京城所”向朝廷请示，划拨给他们大片地皮，他们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了，有的卖给老百姓，有的租赁给老百姓，给国库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在古代做房产开发商却是很受鄙视的。原因是，从汉朝开始，传统中国一贯重农抑商，单靠造房子赚钱，会被大伙瞧不起。北宋初年有个人叫陶毂，据他描述，当时只要有人盖房子往外出租，大伙就说这人是市井小人，挣来的钱就叫“痴钱”，就是呆傻的意思。可见在那时候，连做房东都受歧视，更别说做开发商了。
古代有土地买卖，也有房产商开发，已经足以让你感到惊讶了吧？可是，古代人住房紧张，要通过租房子的方式过日子，是否会让你觉得他们也很赶“潮流”呢？
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据《宋史》记载：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连一间自己的屋子都没有。
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很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方式，真是名副其实的“蜗居”啊！
苏轼的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住房的窘状。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十八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直到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