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晚年羞于启齿的一件往事：畏惧察罕帖木儿，差点投降了元朝
朱元璋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
但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到了起兵之后，命运眷顾之神似乎一直站在他这边。
尤其是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这段时间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发展顺利，势头迅猛。
盖其原因，主要是韩林儿、徐寿辉、张士诚的队伍，一支在北，一支在西，一支在东，恰好为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从而获得了一个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朱元璋事业发展的高峰期是至正二十年（1360年）年五月到至正二十一（1361年）年底，好运接踵而来：应天大捷、安庆争夺、江州大捷，龙兴府自动归降等等。
朱元璋心花怒放，喜不自胜。
然而，从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到二十三年四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情况突然变得不妙起来——叛乱二连三地发生，这其中有：
一、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苗军元帅蒋英、刘震发动了金华苗军之乱；
二、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至七月，衢州和处州苗军将领李佑之、贺仁德发动了处州苗军之乱；
三、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夏，江西行省枢密同佥康泰和平章祝宗发动叛乱；
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七月，平章政事邵荣暗中策划了政变；
五、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七月，谢再兴叛投张士诚。
是不是运气开始转向，注定了朱元璋要走霉运呢？
不是的，发生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朱元璋的自身问题。
话说，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于安徽亳州拥立韩林儿，建国号宋，云集中原抗元势力，分四路大军北伐。至正十七年（1357年），中路大军攻破汴梁，龙凤政权迁都至此北宋旧都，一时间，红巾军号称百万，气焰张天，大有即时就可掀翻元朝之势。
但是，元朝的一位牛人却在此时横空出世。
此人的先祖是成吉思汗汗帐下四杰之一的木华黎，其人名察罕帖木儿，汉名李察罕。
早在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攻克汝、颖，进而占领江淮各路。元廷屡次派兵讨伐，都无功而返。察罕帖木儿为了挽救时局，挺身而出，招募乡兵，训练私人武装，一举击败红巾军，顺利收复罗山。元廷因此授其为汝宁府达鲁花赤。
察罕帖木儿四下讨伐，屡战屡捷，他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至正十五年（1355年），察罕帖木儿在中牟大败三十万淮西红巾军，接着取灵宝，入潼关，定关中，援大都，平河东。
龙凤政权迁都汴梁时，察罕帖木儿已进陕西行省右丞，其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水陆并进，大举进攻汴梁。
刘福通力不能支，护韩林儿仓皇遁走。
刘福通既败，汴梁丢失，战事急剧下转，原先占据山东的红巾军各部大乱。
先是毛贵被赵均用杀害，随后毛贵部下续继祖自辽阳返益都，杀了赵均用。
另外，田丰与王士诚两部又互相攻杀。
红巾军的内斗导致战斗力锐减。
察罕帖木儿兵锋掠至山东，山东众郡县逐一被攻陷。
田丰、俞宝、王士诚等见势不好，纷纷叛降。
如此一来，河南、山东大部都在察罕帖木儿的控制之下，只有陈揉头坚守益都（今山东省淄博市），“与福通遥为声援”。
前面说了，这些年来，朱元璋在江南地区从容坐大，主要得益于“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
汴梁被攻破，朱元璋担心大宋红巾军扛不下去，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挤压，自己三面受敌，难于支撑。
经过一番思前想后，朱元璋决定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察罕帖木儿“通好”。
在朱元璋连派两次使者前来叩拜之后，察罕帖木儿接受了朱元璋的“通好”，将朱元璋的情况奏报朝廷，并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六月，派人到应天会见朱元璋，称“已奏朝廷，授（汝）以行省平章事”。
察罕帖木儿说的一点不差。
不久，元顺帝就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与奏差张琏带着御酒、八宝顶帽和宣命诏书,航海到方国珍处，准备由方国珍护送到应天，封朱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但“好事”多磨，都怪察罕帖木儿忙于攻打益都，一时疏忽，没有及时放还朱元璋派出的使者。
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左右臣僚说：“予观察罕书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要返我使者，其情伪可见。”
是以方国珍两次派人劝朱元璋“奉诏”降元，朱元璋心存疑惧，患得患失，迟迟没有明确答复。
说回察罕帖木儿这边。
察罕帖木儿克复河南，得朝廷进封其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兼理河南行枢密院事，此后挥师东向，在一年之内，就收复了除了益都一座孤城外的山东全境，几乎全歼百万红巾军，“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
但是，能干的不如会干的。
察罕帖木儿功高如此，地位却低于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帖木儿。
孛罗帖木儿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到了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在兴和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得朝廷授命总领蒙、汉诸军，便宜行事。
察罕帖木儿为此大感不平，对孛罗帖木儿语出不逊，严重不服。
为避免两人发生摩擦，元廷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
孛罗帖木儿知道察罕帖木儿不服自己，便派兵围攻察罕帖木儿军所守之冀宁，致使两人矛盾公开化。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六月，死守益都的陈揉头秘密策动红巾军降元的叛将田丰、王士诚刺杀察罕帖木儿。
田、王两人热情邀请察罕帖木儿行观营垒，顺利将之刺杀。
察罕帖木儿遇刺，元廷为之震动，“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
朱元璋心中的郁结顿时解开，高声欢呼道：“元无人矣。”
但是，元廷隆重地追赠、追封、追谥了察罕帖木儿后，命其养子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原名王保保)全部承接其父的兵马，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这扩廓帖木儿也不是吃素的主，于该十一月攻陷益都，斩杀了陈揉头、田丰、王士诚等人。即拔下了大宋红巾军在山东的最后一枚钉子。
朱元璋的心又悬了起来，于十二月迎接元顺帝派来给自己宣读任命诏书的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与奏差张琏到应天。
几乎也在同时，扩廓帖木儿派尹焕章由海路乘船，将察罕帖木儿扣留的朱元璋使臣送回应天，并赠送马匹。
朱元璋差点就答应了元廷的诏封。
幸亏，原先和察罕帖木儿结下了梁子的的孛罗帖木儿趁察罕帖木儿刚死，“数以兵争晋、冀”。
扩廓帖木儿忍无可忍，发兵对孛罗帖木儿大打出手。
面对这个现象，朱元璋又犹豫了。
恰好，浙江宁海儒生中兑上书朱元璋，劝朱元璋断绝元廷的招诱，向南吞并张士诚，逼迫方国珍归顺，全据闽越之地，定都建康，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
朱元璋“奇其言”，谋虑再三，决定依其言而行，鼎足江东，自谋发展。
于是，他召见张昶、马合谋和张琏，斥责他们说：“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
张昶奸滑，瞧势头知朱元璋要杀人，默然不语。
马合谋和张琏不知大祸临头，“口出不逊之言”。
朱元璋于是让人将马合谋和张琏押至聚宝门外斩首，并枭首示众。
朱元璋将张昶收为己用，任行中书省都事。
回头，朱元璋沾沾自喜地对刘基、宋濂说：“元朝发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
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口，朱元璋最终虽然守住了底线，拒绝了元朝的招降，但他这种摇摆变节的行径，极大的动摇了军心。
则次年二月，就发生了苗军降将蒋英、刘震的叛乱，大将胡大海及其子关住，以及郎中王恺等人惨遭杀害。
随后，驻屯于处州的苗军降将李祐之、贺仁得闻风而动，据城反叛，杀害了朱元璋得力大将耿再成，以及重要谋士孙炎、王道同、朱文刚等。
一个月之后，陈友谅的降将祝宗、康泰又在江西发动叛乱，攻陷洪都，杀万思诚、叶琛。
到了七月，再发生邵荣、赵继祖企图谋害朱元璋的事件。
这些反叛事件的出现，让朱元璋目瞪口呆，懊悔莫及。
对于自己曾经打算降元之举，朱元璋晚年绝口不提，视之为历史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