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雨花台，太平军最后的反扑：九帅曾国荃和忠王李秀成极限对决

雁阵惊寒

秋凉渐至，北燕南归。

冰冷的雨水从暗沉的天幕倾泻而下，浑浊的空气夹杂着销烟和莫名的腐臭，在湘军大营飘荡，远处枪炮的轰鸣和士兵的哀嚎此起彼伏，九帅曾国荃站在营门之外，鲜血和着雨水从左颊的伤口冲刷而下，望着身旁潮湿而泥泞的土地上那些已经僵硬的生命，十月的寒风冷雨之中，这个“不怕死、霸得蛮”的湖南汉子，莫名怀念起湘乡老家六月明媚而温暖的阳光。

同日，数百里外的安庆，急促的步伐在深沉的夜色中来回响起，清冷的月光照得大地一片惨白，庭院之中，曾国藩陷入久久的沉思——孤军深入的沅弟（曾国荃字沅甫）突然中断了联系，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等待竟成了最大的煎熬。秋风过庭，打断了思绪，让身着单衣的湘军统帅心底泛起无法克制的阵阵寒意。

曾国藩

虽然面对过无数次的尸山血海和险象环生，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在劫难逃和插翅难飞，但如果要曾国藩回忆人生中最黑暗与煎熬的一段时光，可能曾文正公依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1863秋天，在安庆漫长等待中，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那46个夜晚。

“吉字营”孤军深入雨花台

1861年9月，历经17个月的鏖战，湘军终于克复重镇安庆，这次的重大胜利，扫清了湘军沿江东进的最后一道障碍，经过半年的休养生息和厉兵秣马，主帅曾国藩开始筹划最后的战略决战——攻克天京。

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安庆的丢失已经让天京直接暴露于湘军的火力范围之内，同时，安庆保卫战失利，更间接导致了太平军后期最优秀的青年将领——英王陈玉成的殒命，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笼罩着帝国即将入夜的天空。

1862年春，曾国藩制定了“三面出击、四路进攻”的整体战略规划，东面由李鸿章在苏常地区牵制“忠王”李秀成，南面则由左宗棠进取浙江，对峙“侍王”李世贤，最重要的西面，曾国藩坐镇安庆，西路多隆阿、北路冯子材、东路鲍超、南路曾国荃，四路大军合围天京。

其中南路为重中之重，由曾国荃于江北、曾贞干于江南，水师彭玉麟协助，沿长江两岸水陆并进，直指天京。

3月24日，因功新擢为江苏布政使的曾国荃率麾下两万“吉字营”新胜之师，由安庆出发，以破竹之势，旬日连克巢湖、含山、和州三城和铜城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5月渡江至南岸太平府，随后与雪帅彭玉麟水师会合，夺取金柱关。

曾国荃

一路所向披靡，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曾国荃完全忘记了家兄曾国藩“先清后路、稳步推进”的战略方针，不等其他几路湘军会合，孤军进犯天京城西大胜关，并最终于5月30日于天京城南仅四里的雨花台驻扎。

此时的吉字营，兵力不足两万，孤军深入至天京城下，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万幸的是，雪帅彭玉麟的湘军水师水陆并举拿下天京近郊江心洲，曾贞干则引军驻扎三汊河的江东桥，傍水筑垒，这两路人马虽有限，但至少保证了陆路湘军西面的粮道和补给安全。

至此，湘军围困天京之战，正式落下帷幕。

曾国藩忧心忡忡，洪秀全如临大敌

闻听九帅业已孤军深入，作为兄长和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显示出了极大的忧虑。

此时，天京城近畿仅有曾国荃吉字营2万人，彭玉麟水师一万，外加曾贞干10营5000人，总计不过三万余人马，还要分兵保护粮道，虽已兵临城下，但实际上依靠这么点兵力，自保尚嫌不足，遑论攻克天京。

而曾国藩的四路围攻，也因为九帅的冒进出现了问题，多隆阿攻陷庐州后因与曾氏兄弟矛盾重重，自请率军入陕，冯子材的部队在镇江暂时动弹不得，唯一可以增援的鲍超霆军，还未攻下宁国，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现在四路进逼的计划已经无法实施，曾国藩只有一面向清廷请援，一面命令鲍超加快进攻速度，同时，加大对天京前线军火、粮饷的供应，并嘱咐曾国荃抓紧时间就地建造防御工事。

但有时候现实就是这么讽刺，曾国藩忧心忡忡上书请援，并且一再强调“洪逆见惯不惊，似无恇惧之情”，但实际上曾国藩眼中见惯大风大浪的洪秀全，面对天京城下区区2万吉字营的兵力，此时却比曾国藩更加忧虑，甚至可以说是恐惧。

这位从两广蛮荒之地发家，一路披荆斩棘的“革命领袖”，自从定都天京以后，深居后宫不理朝政，享尽荣华富贵的同时，进取之心、革命意志、胆识气魄都早已丧失殆尽，面对孤军深入且无力攻城的湘军，内有十万守城之兵，外倚天京城防之固，竟然一天三次下旨，语气一次比一次急促，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要求正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战事如火如荼的忠王李秀成立即班师回京勤王。

洪秀全

领兵六十万，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天国十三王回京勤王

忠王李秀成一直醉心于营造属于自己的江浙地盘，面对天王急诏，也只是准备了粮草物资送回天京，并抽调了部分兵力回援，而自己仍然坐镇苏州大本营，显然对班师回朝并不是十分的积极与热心。

李秀成

这样的情况与此前他和英王陈玉成联手营救安庆如出一辙——安庆失陷，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忠王的拖沓不前和未尽全力。结果虽然开辟了苏常根据地，但丢失了安庆，太平天国赖以生存的长江防御线顷刻土崩瓦解，才有此刻天京的危机。

从这一段时间忠王的表现来看，无论战术运用是否得当，取得的军事成就如何，李秀成的战略眼光和大局意识确实存在问题。长江是生命线，天京是大本营，即使苏浙经营的再如火如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简单道理，这位久经沙场的天国柱石却仍未参透。

面对李秀成的缓兵之计，天王洪秀全震怒不已，再次下诏严责：“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从诏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洪秀全已经不是简单地责怪李秀成军事行动的迟缓，而是已经开始怀疑其有不臣之心了。

李秀成明白，若再不立即启程并全力以赴营救天京，无异于公然与最高领袖洪秀全对抗，客观的说，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还是忠心耿耿的，而且大敌当前，如果公然分裂太平天国，那最后也只会落得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下场。

1862年9月14日，李秀成亲率20万太平军（对外号称60万），带领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等太平天国十三王，由苏州北上，进京勤王。

但此时距曾国荃孤军深入天京，已过去三月有余，孤军深入的湘军吉字营利用这段时间，广设营垒，深挖战壕，高筑墙垣，积极加强防御工事，太平军已经丧失了趁其立足未稳，一举战而歼之的最好时机。

血战雨花台，太平军最后的反扑

这场太平军战史上规模空前的阵地战开始前，一场席卷整个江南的大瘟疫爆发了，本来准备以最快速度复援天京的霆军，染病最重，包括主帅鲍超都一病不起，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只能在宁国艰难支撑，动弹不得。

雨花台下的吉字营，也深受瘟疫横行之苦，两万多人的部队，本就有8000人是新募入伍，此时又因病十去五六，能正常作战的士兵不过万人。

战斗还未打响，孤军深入的吉字营就出现如此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坐镇安庆的曾国藩又实在没有办法从别处抽调兵员补充，面对太平军十倍于己方的兵力猛扑，不禁哀叹“恶耗频来，心胆俱碎”，除了将医药、医生源源不断的送往前线，也只能通过书信勉励沅弟（曾国荃字沅甫）“惟就现有兵力，专谋坚守，不图出战，早早布置，或尚可为”

李秀成这边，情况却完全相反，忠殿数十万大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而且此次北上还携带了大量缴获的先进西洋火器，更为幸运的是，同样身处疫区，却并未出现严重的瘟疫感染问题，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六年前湘军悍将李续宾率6000精锐被困三河镇，最终全军覆没的戏码，又要在天京城下重演了。

忠王李秀成十月初开始布置进攻，兵分三路，杨辅清进攻皖南宁国的鲍超霆军；陈坤书进攻长江南岸重镇金柱关，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阻其进援天京，李秀成自率主力进攻雨花台曾国荃吉字营。

10月13日，太平天国的第一次大规模阵地冲锋终于开始了，潮水一般头裹红巾的太平军士兵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之下，向湘军营地猛扑而来，顷刻，两军之间狭长的空地，炮弹、洋枪、火箭交织成一片火网，太平军身负木板蛇行而进，如遇湘军壕沟，则以板为桥，继续前进。

湘军背倚大营，洋枪洋炮不绝如缕，骤若飞蝗，主帅曾国荃更是亲临战场，指挥若定，即使被流弹击中左颊，血流如注都无动于衷；

整整一个昼夜，开花大炮猛攻不止，太平军众将士束草填壕，岌岌欲上，吉字营摇摇欲坠，险象环生，副将倪桂殒命阵中，但生死存亡之间，却硬是顶住了李秀成第一次的攻击。

10月26日，太平军除了炮火攻于上，更暗挖地道于下，希望通过穴地攻城直取湘军营垒，曾国荃紧急命令在军营围墙之内，再筑一墙，以备太平军突破外层而入，同时以火箭攒射，继而挑选精兵出击，破坏太平军的地道作业。太平军穴地之法始终进展缓慢。

11月3日，最大的危机降临到湘军大营，李秀成、李世贤等猛攻雨花台南面曾国荃大营，太平军用火药轰塌湘军营墙两处，在硝烟中突进，乘势抢攻，炮箭齐发，两路猛扑，蜂拥冲入缺口。营内湘军在最危急的时刻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人人忘死前冲，箭矢如雨，枪弹横飞，火炮也不要命的向坍塌处猛攻，冲入湘军大营的太平军损失惨重，渐渐不支，硬生生被反逼而出。

4日以后，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湘军始终保持着西路粮道的畅通，后勤补给无忧，期间又补充了3000生力军，并且不时出击偷袭太平军营垒，而太平军这一阶段将重点放在地道的挖掘之上，却不时被湘军以秽水毒烟灌于隧道内，穴地之法均告半途而废。

随着战争的继续，湘军主帅受伤、副将阵亡数人，更付出了五千士兵的生命，但始终未退一步，而太平天国的部队在伤亡一万余人后，李秀成本就意不在天京，闻知“听王败于上海四口，全股就歼，苏昆空虚”，不顾战略全局，毅然决定撤军。

11月26日，忠殿二十万大军环攻雨花台46日不下，陆续撤围，这场意志与耐力的比拼中，二万湘军最终战胜了十倍于己的太平军，而李秀成在人数、装备都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却未能解天京城下之围。

正如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对此次战役的评价——“围攻数十日而不能胜，损失不大，即便谔然退师，前功尽弃，后患无涯”，雨花台破围失败，为太平天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