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担任山西巡抚期间，为何受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好评？
谈起曾国荃，很多人或许会认为他就是一个武将，甚至是一个莽夫，只会打仗而对地方行政一窍不通。这样的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至少在曾国荃的前期是这样的。但自从曾国藩去世后，他的人生经历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从一个战功赫赫的武将华丽转身，成了一个颇具才干的封疆大吏。
曾国荃在攻克金陵后，一直在家赋闲了八年，出山后接任湖北巡抚。但由于他性格耿直，不懂官场是非，一纸奏章弹劾将湖广总督官文。这个事件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曾国荃也被迫辞职，又回到了老家养病。之后，又任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河道总督。
光绪二年（1876）八月九日，朝廷谕旨授曾国荃山西巡抚，但直到光绪三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荃才抵达太原接任巡抚一职。而就是在山西巡抚任上，曾国荃完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五年的这四年间，中国大地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史称“丁戊奇荒”。曾国荃初临山西，其境况为“比年大旱，灾连数省”。涉及范围之广，遍及中国北部，灾情之严重，在中国灾荒史上亦不多见。曾国荃接任山西巡抚，可谓是临危受命，来解决这场史上著名的灾荒的。
在重灾面前，前任山西巡抚鲍源深以旧疾日增为由，奏请开缺，实际上是无力应对局面想逃避责任而已。朝廷权衡再三，想到了曾国荃，于是赈灾成了曾国荃上任伊始的当务之急。
曾国荃刚踏上山西的土地，就等于踏上了一片重灾区。七月时，全省受灾多达七十六个州县，饥民三四百万人。到了十一月，全省受灾已八十余州县，饥民五六百万人。
对于曾国荃来说，这种情景他不是没见过，当年在安徽征战期间发生的人食人的现象在脑海里依然记忆犹新。然而奇怪的是，曾国荃发现，山西境内经常可以看到大片的鸦片种植，所过之处，吏治腐败，因此他更加相信，这恐怕不仅仅是一场天灾，似乎更像是一场人祸。
根据曾国荃后来的勘查，“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耳闻目睹饥民越境抢食，见惯了杀人如麻的曾国荃不觉潸然泪下，这一回曾国荃真是被触动了。为政地方与行军打仗不同，打仗的目的是要取胜，是要死人的；做官则要保民，是要救人的。
因此，曾国荃上任后便将治下的百姓当成是他的士兵。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向朝廷打报告，一个劲儿地要钱赈济，减免赋税，缓交各种军饷和钱粮。同时，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不断地向他昔日的战友们伸手。
从光绪三年五月至光绪五年一月，曾国荃先后上奏十多次，促使朝廷减免了山西大量赋税，揭去了压在灾民身上的重压。为了让山西灾民能集中精力灾后重建，他提出削减繁重的差使，他与朝廷派来视察山西灾情，有理财专家之称的阎敬铭一起会商，制定章程，改革兵差制度。
山西因不设总督，曾国荃就是这里的老大，少了许多掣肘，再碰上阎敬铭也是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赈灾的事情就要好办许多。可是，经过了十多年的战乱，指望朝廷拿出钱粮赈济显然是不现实的，能做到也就是减免本应上缴的税粮，这已经是朝廷的最大能力了。
朝廷无能，曾国荃只好向外寻求援助。他积极联系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为山西赈灾呼吁，向他们求援。好在这些人都是他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交情深厚。他们也发挥了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局精神，在他们的帮助下，曾国荃筹集到了较其他省份更多的拨粮和赈粮。
但是相对于数百万的灾民来说，这些赈粮无异于杯水车薪。曾国荃再三考虑，他又想起了当年湘军出征时的做法，奏请朝廷批准重开捐税，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晋商是全国最有名的商帮，商人发了财，买个官，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
在“丁戊奇荒”中，山西通过卖官鬻爵得到的捐银高达一千零二十九万两，这笔钱才是对山西赈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山西在灾荒期间，先后赈济银一千三百余万两，米二百余万石，拯救了六百万山西人。可以说，清代历史上，唯有这次卖官鬻爵最有意义，最有价值。
正是在曾国荃的努力下，经过多年的努力，山西百姓终于走出困境，恢复元气。过后，山西百姓为曾国荃建立生祠，对他感恩不尽。清廷也对他褒奖和肯定：“在山西巡抚任内，救灾恤民，政绩尤著。”67岁那年，曾国荃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许多山西籍官员仍然对他念念不忘，时任左都御史的祁世长撰挽联曰：
公为儒将名臣，武略文韬，威德遍大江南北；
我感故乡遗爱，救灾输粟，精神在三晋云山。
又，河道总督，著名的金石学家吴大澂亦云：
率湘军转战一十八行省，论三朝将相名臣，难兄难弟；
为晋邦全活数千万灾黎，宜百世子孙食德，尔公尔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