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年,高拱起复回京担任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消息传出一时间引得众官员奔走相告,很多官员都吓得两股战战。更夸张的是中议大夫胡应嘉直接吓得惊惧而亡。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担任裕王朱载坖的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经徐阶引荐,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隆庆元年,被言官弹劾罢官回乡。本次是被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和司礼监太监李芳联名举荐复出,担任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高拱之所以让众官员如此害怕的原因,与他霸道且疾恶如仇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早在还是裕王侍讲学士时,他就敢写诗讽刺当朝首辅严嵩对待下属傲慢“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有意思的是,严嵩对了他的诗不仅没有生气,还夸他写得好。
高拱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包天,是因为他背后有裕王撑腰。高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担任裕王讲师的,当时裕王的情况并不好,嘉靖皇帝更偏爱景王,所以没有人愿意去裕王府担任讲师。高拱当时仅仅是一名翰林院编修,不愿再在翰林院蹉跎,就主动前往去裕王府担任讲师。
在担任裕王讲师的九年里,高拱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裕王身边。裕王要读书,他就授课;裕王被排挤,他去周旋;裕王受了委屈,他在旁宽慰;裕王没主意,他就想办法;也正是高拱的这份坚守,深深地打动了裕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严嵩不仅没为难高拱,还举荐他迁为翰林侍讲学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拱又升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在徐阶的引荐下入阁成为文渊阁大学士,正式踏入明朝的权力中心,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高拱对当时朝纲颓废、官吏腐败等诸多问题痛心疾首,决心要扭转这种局面,于是在隆庆元年,高拱借着“京察”的机会大力整治贪官;但却操之过急,得罪了徐阶一党,被徐阶指使胡应嘉、欧阳一敬等言官弹劾,无奈辞官归乡。
但隆庆帝对高拱非常的依赖,早在当裕王时,王府的大小事务就都找高拱拿主意,当了皇帝后更是对高拱言听计从;即使高拱被罢官回家后,隆庆帝遇到重大事情还是会不惜千里派人问计于高拱,正是这份信任,让众官员都相信高拱迟早会复出,所以对高拱严加防范,让隆庆帝始终找不到机会。
隆庆二年,首辅徐阶因纵容家族子弟侵占良田,鱼肉乡里,被人弹劾后罢官回家。至此,再也没有人能阻挡高拱的回归了。隆庆三年,内阁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和司礼监太监李芳等人正式联名举荐高拱复出。
高拱接到圣旨时已是当年12月,但他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令人闻风丧胆的高胡子又回来了。
高拱复出,立即“要”了两条人命,当初弹劾过他的胡应嘉,闻讯当场吓破了胆,当夜就惊惧而亡,另一个弹劾过他的欧阳一敬,当时虽然已解官归田,但在回乡途中听说后也郁郁而死。其他言官也都惴惴不安,两股战战。
但是出人意料,高拱回京后一直没有任何动作,还派自己的门生放出话去安抚众言官和其他官员。众官员都在庆幸高拱转了性,但到了9月,突然晴天一声雷“朝审”就是将全国多年的积案进行总检查。原来,所谓“高拱转性”的这几个月,实际都是偷偷地做前期摸底调查,他要从侧面重拳出击。
这一查不得了,一下子就揪出169个冤案,高拱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拔一个带出一串,很快弄得贪官人人自危,很多贪官都主动辞职,整个官场为之一清。之后高拱继续穷追猛打,提出“贪者仍提问追赃”,即使辞官回家也不算安全,还要退还赃款才行。经过高拱的整治,整个隆庆朝的吏治肃清,贪腐之风得到彻底扭转。
高拱还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革除弊政:首先,他改革言官弹劾体制,言官不能再“风闻奏事”必须要有实据;其次,建立完善的官员人事档案,推行中基层干部年轻化,人才专业化;在经济上,完善会计制度,选拔会计人才,推广一条鞭法(张居正后来的改革很多是高拱新政的延续);还有疏通漕运,发展海运等等,这些举措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军事外交方面,高拱也颇有建树,他和张居正一力促成了“俺答封贡”,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长达两百年的军事对立,从此明朝的北方边境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时期。高拱还成功平定了南方两广的边民叛乱,并在平乱后大胆直接提拔任用了一批有才又忠于朝廷当地人为官,而这些人对维护当地的稳定,教化引导当地民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虽然高拱在隆庆帝去世后就很快被罢免。但在内阁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高拱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成绩斐然,让已经衰落腐朽的大明王朝重现生机,也为后来张居正开展更大规模的万历十年改革奠定了基础。
作为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的首辅,高拱值得人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