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被太平天国攻占的安庆,一直是拱卫天国西部的战略军事重镇,也是清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
文献记载,1859年后半年,从三河之役惨败的阴影中逐渐走出的曾国藩,开始调集湘军主力分路进军安徽。曾国藩的战略构想是:先攻取安庆(当时的安徽省府),就可以全取安徽全境,继而向天京(今南京)推进。
1860年春,湘军主力八万余人在曾国藩的亲自率领下,将安庆包围的如一只铁桶一般。
正率兵在浙江与清军鏖战的英王陈玉成闻讯后,率部返回安徽, 太平军接连收复了皖南的一些小城,并渡过长江抵达皖北。10月,陈玉成率大军自桐城向南推进,试图解安庆之围,但是没有达到目的。
为了救援安庆,太平军高层将领开会商议决定,兵分两路,绕道清军后方,围攻武昌。因为湘军大举压进,后方空虚,进攻武昌实乃“围魏救赵”之举,可以迫使湘军分兵回援,减轻太平军防守安庆的巨大压力。
具体计划是:北路军由陈玉成统领,从皖北兵进湖北;南路军由李秀成指挥,从皖南穿越江西进入湖北。两路大军抵达目的地后,再南北夹击武昌。
1861年2月,陈玉成的北路太平军攻占黄州,兵锋直逼武汉。在安庆参与围城的湖北巡抚胡林翼闻讯大惊,并自责是死不顾家的“蠢人”。
彼时,曾国藩在安庆投入重兵,对该城是志在必得,不可能也不愿意分出很多兵力回救武昌。太平军两路大军如果坚决进攻武昌,是很有希望重夺这九省通衢的战略重镇的。
恰在此时,英国海军司令赫伯和该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率舰队抵达汉口,并开始出面干涉陈玉成的军事行动。
巴夏礼特地赶到黄州,“劝告”他打消进攻武汉的念头,以免损害英国侨民的利益;同时,他还有意无意地告诉陈玉成说,在九江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李秀成大军进兵湖北的消息。
陈玉成听后很有些失望,一心牵挂安庆被围困的他,最终放弃了开辟湖北战场以及近在咫尺的武汉三镇,率大军掉头回援安庆。
陈玉成被迫从湖北撤军,和李秀成对进攻武昌解安庆之围的战略计划持消极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他一心只想保住他苦心经营已久的江南“苏福省” ,对西征毫无兴趣。尽管他在洪秀全的严厉斥责下,被迫进军武汉,但其主力仍留江南。1861年5月,缓缓进到武汉附近的李秀成听说陈玉成已回撤安庆,又侦听到太平军在江西东北部战败的消息,迅速退出湖北,往东进入浙江,并一举攻克了杭州。
围武昌、救安庆的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李秀成、陈玉成二将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特别是李秀成不愿放弃其既得利益,置大局于不顾,结果半途而废,有“长江锁匙”之称的安庆仍被清军包围的水泼不进、鸦飞不过。
史载,从1861年3月起,从湖北撤回的陈玉成率军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但由于曾国藩等人为攻城准备的很充分,因而安庆之战进行了差不多5个月 。尽管陈玉成部作战勇猛异常,但却无法攻破围城清军,自身也遭受了很大损失。8月初,安庆城中弹尽粮绝, 守城副将、“弼天豫” 程学启主动出城投降曾国荃,并献“挖地道攻城法”作投名状。安庆被湘军吉字营攻破,曾国荃下令将城中数万太平军屠戮殆尽。陈玉成眼睁睁地看着安庆沦陷,却只得率余部很不情愿的撤出战场。史载,陈玉成部在安庆之役中至少战死了两万余人。
安庆失陷后,天京的西边几乎全被清军占领,太平军丧师失地,战损严重,只在苏、杭等很少的地区还暂时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安庆之失,和李秀成的消极态度有莫大关联,假如他当初坚决执行攻武汉、救安庆的计划,或许之后的局面就不会如此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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