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 | 榜而告之：作为地方官的朱熹
在引起人们对告示使用的关注上，没有哪个宋代学者比朱熹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朱熹作品集中的一百多份告示涉及了广泛的主题：地方防务、土地调查、丧葬礼仪、家庭财产的不当分割、穷人的苦难、政府学校、政府下属、诉讼等等。公告的特点也出现在朱熹的告示中，包括经济悬赏、鼓励诉告、指示藏匿告示，以及努力遏制下属人员的腐败。朱熹在地方上采取的措施是中央政府经常敦促地方官员采取的措施。朱荣贵（Ron-Guey Chu）对朱熹为指导民众而张贴的告示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意在显示朱熹的哲学立场与他如何对待平民之间的联系。朱荣贵强调朱熹不仅仅是在单纯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还解释了他的告诫背后的原因，比如人性和对父母的责任感之间的联系。他特别注意到朱熹建议老百姓牢记《孝经》，并每天背诵。这样一来，他们就“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这一论点与朱熹一直以来对佛教的拒绝态度十分吻合。
在下文的讨论中，我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朱熹的告示：我的兴趣在于朱熹作为地方官的身份，而非哲学家。也就是说，我选择他并不是因为他作为思想家的名声，而是因为他保存了如此多的告示。在我的解读中，即使是朱熹比较常规的或行政性的告示，也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南宋地方官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努力应对这些挑战。
朱熹的资料也能让我们进一步探究口头和书面交流的问题。尽管他大量使用了书面告示，他并不认为口头教育是和大众交流的过时的手段。在与他的弟子交谈时，他敦促弟子向当地的老百姓宣读鼓舞人心的文章，说这种行为比政府张贴的告示作用更大。在一份公告中，朱熹说他曾指示手下的地方官亲自去劝说农民播种，以便尽早开始农耕季。在修订《吕氏乡约》时，朱熹提议由一名官员在每月的会议上大声朗读。在一份关于提供救济的奏折中，朱熹提到保正要仔细检查一份文件，召集长者和穷人向他们宣读，反复解释，并让大家检查，直到所有人都满意为止。不过有时候，朱熹认为要求乡官参与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在给赵汝愚（1140—1196）的信中，朱熹怀疑张贴告示提醒孕妇有大米补贴是否有用。他认为，要减少杀婴行为，仅仅呼吁道德原则是不够的。但是，派出官员会给孕妇的邻居带来负担。负责供给的官员“委官散榜，编排甲户，置立粉壁，处处纷然，而实无一文一粒及于生子之家”。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朱熹经常需要找到长者来向不识字的人解释公告的内容。在朱熹为一个偏远的不守规矩的县城写的一套常规性告诫中，他总结说：“右今榜龙岩县管下，遍行晓谕，上户豪民，各仰知悉，其有细民不识文字，未能通晓，即请乡曲长上，详此曲折，常切训诲。”朱熹称，这种指导将有助于移风易俗，能将该地变成礼仪之邦。
在许多通知中，朱熹对那些负担沉重的人表达了同情。他用较长的篇幅详述了那些来自较富裕家庭的人不得不出任保正的困境。在一个案例中，他提到说，这些家庭在建造和维修政府大楼、为被征召的劳工提供膳食或招待来访的官员方面的花费从未得到报销。
朱熹写了几份直接针对农民的告示，用在每年的“劝农”仪式上。在这个仪式上，地方官将向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农民大声宣读通知。以下是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1179—1181年）发布的一份公告：
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若夫农之为务用力劝，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
本军田地硗确，土肉厚处不及三五寸。设使人户及时用力以治农事，犹恐所收不及他处。而土风习俗，大率懒惰，耕犁种莳，既不及时，耘耨培粪，又不尽力。陂塘灌溉之利废而不修，桑柘麻苎之功忽而不务，此所以营生足食之计，大抵疏略。是以田畴愈见瘦瘠，收拾转见 稀少。
加以官物重大，别无资助之术。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传付之业，上亏国家经常之赋。使民至此，则长民之吏，劝农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责哉。
当职久在田园，习知农事。到官日久，目睹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与诸父兄，率其子弟，从事于耘锄耒耜之间，使其妇子含哺鼓腹，无复饥冻流移之患。庶几有以上副圣天子爱养元元，夙夜焦劳恻怛之意。
昨去冬尝印榜劝谕管内人户，其于农亩桑蚕之业，孝弟忠信之方，详备悉至，谅已闻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犹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犹未体当职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趋时也。
念以教训未明，未忍遽行笞责。今以中春举行旧典，奉宣圣天子德意，仍以旧榜并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等法再行印给。
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听之哉！试以其说随事推行于朝夕之间，必有功效。当职自今以往，更当时出郊野，巡行察视，有不如教罚，亦必行。先此劝谕，各宜知悉。
在这份通知中，朱熹采取了相当严厉的语气，没有赞扬农民的辛勤工作，而是告诉他们，该地区农业不繁荣的原因是他们太懒了，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进行耕作和播种，没有做到及时努力地除草。这篇文章将被大声朗读，而不是简单地张贴，但他并没有提及需要调整告示的内容或者语气。朱熹采用了《孝经》的立场，即供养父母是老百姓履行孝道的方式，他把勤劳耕作也看作一个道德问题。他确实承担了一些责任，承认他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沟通者，但他也坚持认为他先前的劝告是有效的。
朱熹的其他几份劝农的告示，就像这篇一样，也提到了以前的告示，并对他之前的告诫未被遵循表示了失望。朱熹对一个无效告示的反应往往是发布另一个告示，而不是寻找另一种方式来影响当地居民。在担任南康县长期间，朱熹不得不处理旱灾和随后的粮食短缺问题。在他准备的大量公告中，他敦促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要有同情心，按旱灾前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余粮。他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合作，后果将不堪设想。无视他的权威的人被警告说，他可以把他们作为罪犯逮捕和惩罚，“绝无轻恕”。
朱熹在1190年担任漳州（福建）知府时写下的关于尼姑还俗的告示中，则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于觉察，民间多有违法私创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来当职到任之初，为见事有非，便即已坐条出榜禁止，今后不得私创庵舍居住。丁宁告戒，非不严切。近日因引词状，见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论诉与人奸通者，显是不遵当职约束，故违国家条制，诬上行私，败乱风俗，须至再行劝谕者。
右今榜劝谕本州军民男女等。盖闻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归，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内，身修家齐，风俗严整，嗣续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顺治。降及后世，礼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间窃发，唱为邪说，惑乱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长不嫁，谓之出家修道，妄希来生福报。
若使举世之人，尽从其说，则不过百年便无人种天地之间，莽为禽兽之区。而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有国家者所以维持纲纪之具皆无所施矣。幸而从之者少，彝伦得不殄灭。其从之者，又皆庸下之流，虽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虽悦其名，而不能践其实，血气既盛，情窦日开，中虽悔于出家，外又惭于还俗，于是不婚之男无不盗人之妻，不嫁之女无不肆为淫行。
官司纵而不问，则风俗日败，悉绳以法，则犯者已多。是虽其人不能自谋，轻信邪说以至于此，亦其父母不能为其儿女计虑久远之罪。究观本末，情实可哀，此当职前日之榜所以不惮于丁宁也。然昨来告戒未行，只缘区处未广。
今复详思，与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归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为了当，终久未免悔吝，岂若使其年齿尚少容貎未衰者，各归本家，听从尊长之命，公行媒娉，从便婚嫁，以复先王礼义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乱之污俗，岂不美哉！
如云婚嫁必有聘定赍送之费，则修道亦有庵舍衣衣钵之资，为父母者，随家丰俭，移此为彼，亦何不可？岂可私忧过计，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单愁苦，无所依托，以陷邪僻之行、鞭挞之刑哉？凡我长幼，悉听此言，反复深思，无贻后悔，故榜。
在这份通知中，朱熹提出了几个反对佛教独身主义做法的论点。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如此，那么人类将在一个世纪内走向灭亡，而且很少有人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推崇的是儒家的社会愿景，即男主外女主内，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他承认有些家庭把孩子送去当和尚或尼姑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婚姻的费用，他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朱熹发布告示可谓用心良苦，他对平民可能做出的决定以及如何说服他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在这份通知中，他似乎试图根据他想面向的观众调整了使用的语言。他没有像在与弟子的谈话中那样引经据典。他很可能意识到了关于独身的讨论会特别吸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会犯错的普通人，之前没有想清楚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对经济问题的讨论则显得有点草率。
总的来说，朱熹在试图吸引平民的注意力和在努力迎合民众的思维方式上，似乎与《作邑自箴》中的公告有共通之处。朱熹一般认为他的听众是可以以理喻之的，值得尝试去说服。当他发布一系列公告时，他经常尝试不同的方法和论据。他认为官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试图不让这种距离妨碍他传达信息。他确实在努力进行沟通。
同时，考虑到要站在公告栏前阅读的话，这无疑是一份相当长的告示。朱熹是否认为把它写得长一点会使它更有趣，或者使它看起来更重要？他是否认为人们会更关注长的通知？还是朱熹随心所欲，更多的是为他的同行而不是为他所在地区的民众而写？如果有随心所欲的成分，朱熹在这方面也不是唯一一个，因为其他南宋学者的作品集中也不乏相对较长的告示。
朱熹的告示有助于我们思考地方官所面临的情况，收集所需资源和确保每个人的合作是多么困难。在他非常重视的问题上—例如，在食物短缺时需要分享，或者独身生活的不正常—朱熹必须决定要坚持到什么程度。他自己的道德榜样是否足够？或者他是否应该尝试写一些有说服力的告示，并希望它们能被阅读？或者他是否需要给地方保甲施加额外的负担，要求保正挨家挨户地去传播消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榜既不是疏忽，也不是压迫，而是一种务实的妥协，而且是一种节省成本的妥协。此外，公告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提供了一些确认性。对朱熹本人来说，写公告是一种立场，表明了他的价值观和信仰，是为所谓的“教化”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对于那些能够阅读的农村人来说，张贴的告示使他们在群体中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当他们停下来阅读新的告示时，人们会聚集在他们周围。他们的行为使自己成为从皇帝到普通百姓的沟通渠道中的重要一环。也许，即使是文盲也能通过听别人解读告示受益。
人们常说，朱熹和其他南宋道学家对通过政府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不太感兴趣，他们在如何通过地方自愿行动来解决问题上似乎更具创造力。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他们担任地方官时，这些学者会让当地士绅制定议程，或完全听从他们的意见。朱熹在每一个地方任职时都相当积极，并不怕对当地士绅施加压力。那些继承了朱熹传统的人也经常保存他们在地方任职时写的告示。真德秀（1178—1235）的告示几乎和朱熹的影响一样大，部分原因是它们被收录在他的《政经》一书中。和朱熹一样，真德秀强调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应该用当地的方言向不识字的人解读告示，“其不识文义者，乡曲善士，当以俗说，为众开陈，使之通晓”。
本文节选自《中古探微：伊沛霞中国史研究》（[美]伊沛霞 著，姚平 张聪 程晓文 易素梅 段晓琳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