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会出现党争？

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宋朝，表现的尤为明显，这那个时代除了积贫积弱、宋词之外的，最有特色的关键词。

整个宋代的党争，给这个帝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党争带来了帝国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带来了知识分子阶层的颓靡与堕落，宋朝在党争中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以至于“宋人议论未定，而金人已渡河”。

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绝不缺乏党争带来的深刻教训，晚唐牛李党争造成的国家悲剧仿佛近在眼前，宋朝的统治者应该心有余悸，理应该在制度上入手，限制甚至是消除党争现象的出现，以最大程度保证帝国与君权的运行秩序。但从北宋到南宋，除了宋太祖一朝没有出现党争之外，有宋一代，党争现象延续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南宋演变成大规模的主战派与议和派的党争，导致整个世风日下，南宋灭亡。

在此之后，党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对外政策到帝国内部的改革问题，都被作为党争的议题，特别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构成了宋朝党争的主要内容。宋仁宗时代的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势力为代表的夏竦，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欧阳修还专门写了《朋党论》，从理论上阐述君子党与小人党的区别。

宋神宗、宋哲宗时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党争。新党得势，将旧党全部驱除出朝廷;旧党得势就尽废新法，将新党一网打尽，以至出现了“元祐更化”。宋哲宗上台，新党得势，又将旧党势力逐出朝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比较中立的蜀党领袖苏东坡一派，也被越贬越远。

北宋南渡之后，围绕着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形成了高宗秦桧集团与整个主战派之争。

事实上，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不提倡结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意思是说，君子不结党，小人才结党。防范大臣结党，也是历代帝王的重要任务。宋太祖对形成朋党大有戒心，但为什么宋朝的党争不仅没有消失，还愈演愈烈呢?

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这正是法家韩非子所提倡的君主驭下之术。

宋真宗时期，四川人王钦若出任宰相之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也就是说，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被寇准看不起的四川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斗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在宋太祖一代，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一代，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关系，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订同年之谊。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到现在，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