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如何封赏部下？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兵变一周后，正月十二日，赵匡胤开始论功行赏，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等人发现，自己升官了。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任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任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任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任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这几位高升有三个特点：都是赵匡胤的心腹;都在陈桥兵变中立过功;在保留禁军内职务的同时，都加封为节度使，给人位高权重之感。此时的赵匡胤只是暂时利用和笼络这些人。在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中，这些手中有兵的节度使们起了重要作用。

“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勒马有差。”赵匡胤的论功行赏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采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则，当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赏后，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许会产生不平衡之感，这不利于新兴的宋帝国之稳定。因此，有必要将封赏行动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同时控制封赏规格。给“文武近臣、禁军大校”的赏物是袭衣、犀玉带、鞍勒马等物品，不涉及加官晋爵，意思是分不同等级予以奖赏，赵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谓做到家了。

重头戏发生在正月十九日。这一天，赵匡胤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自己此前担任的职务。赵匡胤对慕容延钊的封赏远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钊并非赵匡胤的心腹，在陈桥兵变中甚至是其加以防范的对象，赵要让他率兵渡过黄河后才敢发动兵变。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难道不怕石守信等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吗?

事实上，赵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两重考虑。一是宋帝国新建，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随时有叛乱可能。慕容延钊驻扎河北，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乱部队遥相呼应，都会对新兴的宋帝国造成重创。所以，赵匡胤必须厚结慕容延钊，以防后患。二是和对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赏一样，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实行的也是“先予后取”的原则。当李筠叛乱被平定后，慕容延钊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这实际上是不让他来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领导人了。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一日，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解除，“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了。赵匡胤这么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都已平定，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慕容延钊了。此后，宋帝国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赵匡胤最终解除了兵变可能产生的那一块土壤。

正月二十二日，赵匡胤将论功行赏的目标瞄向其智囊团赵普、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等人。在论功行赏中，赵匡胤封刘熙古、赵普为左右谏议大夫，吕余庆为给事中，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李处耘任枢密承旨。在这里，赵匡胤的论功行赏变得微妙起来。因为若论功的话，赵普功莫大焉，正是他献计，劝赵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故伎，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实施上位的。赵普不仅献计，还对兵变时的气氛营造、时机把握、风险评估、内外接应以及善后处理都有一套预案。可以说，赵普对陈桥兵变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奖赏却只是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官职右谏议大夫。与此同时，赵匡胤对后周的高官全盘留用。他封周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前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司空，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虽说是论功行赏，可功赏之间完全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赵匡胤如是安排，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机心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后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抚。前宰相范质、王溥安排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着新朝政局的稳定。正是鉴于前宰相范质、王溥在新朝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赵匡胤才分别加他们为侍中、司空，让其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不过，赵匡胤其实也没有亏待他的智囊团。由于赵匡胤智囊团成员原来的官位很低，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升任朝廷要职，因此，他采取的对策是名实不符赵普等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在当时就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实际控制枢密院。赵匡胤同时免去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院事兼职，虽然他们分别加侍中、司空，实际却是明升暗降。

这样的升降还在持续。随着时机成熟，赵匡胤的褒贬用心愈加彰显。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叛乱后，赵普被升为枢密副使，进一步掌握枢密院大权。建隆三年十月，宋帝国的局面完全稳定后，赵匡胤罢免了留用的后周时代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从而将枢密院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里。乾德二年(964)正月，赵匡胤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从而完成了全新的人事更替。

其实，赵匡胤人事安排的机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他对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处理就堪称大手笔。李重进与张永德二人称得上是宋帝国的心腹大患。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后周皇亲国戚身份，还在于他们都是带兵之人。赵匡胤处理李重进的模式是武力镇压，这是因为他反宋，所以有镇压的理由与借口。但张永德规规矩矩，被周世宗改任节度使后并不轻举妄动。这对赵匡胤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张永德貌似哑弹，实际上却是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又不能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对他痛下杀手，否则会对宋帝国的人心稳定造成波动。两难之下，赵匡胤的对策是严密监视，赏防并举。他论功行赏时赏给张二十万钱，以收买人心。同时，宣布张永德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这样一来，他的驻地就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不得不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对京城不再造成直接威胁。《宋史》记载说，张永德“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这说明终其一生，赵匡胤对他是持冷淡态度的。“严密监视，赏防并举”这样一个八字方针确保了北宋帝国的安全，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应该说还是起了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