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寒冷期

1、汉武帝时“大雨雪，民多冻死”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

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记载逐渐就多了。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出现，大早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大雪天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元狩”。

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年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

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到了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衣少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的一个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在这种真情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2、唐昭宗时京城每天冻死人“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场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

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详，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实是气候反常的表现，这在中国气象史很多，如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国）雨雪”。

实际上这样的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超极大雪才吓人呢，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

这场超极大雪，出现在唐代倒数第二代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这一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加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这样极端天气下，老百姓遭殃了，“民冻馁者无数”，意思是被冻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在当时的陕西京城，年头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多么可怕！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馁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京城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3、宋代的第三个寒冷期

在中国气象史上，李晔当皇帝时处于“温暖期”，相对来说，极端大雪天气不是太频繁，到了公元1000－1200年的两宋时期，雪灾又与中国古人过不去了。

这一时期正处中国第三个寒冷期，我查阅了《宋史·五行志》，上面雪灾纪录在70次以上，一少都是连年发生，其中又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主政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

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郓州风雪伤麦。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赵光义主政期间这几场雪显然不是最糟糕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所列两次雪灾，要严重多了，一次发生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这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的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冻死光了，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瘗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桓（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断，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如果光是雪还好，又刮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是这样记载的，“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有吃没烧，官府员还算人道，叫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天灾过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最严重的？我看不一定，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把宫架都压折了，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4、明清时期的第四个寒冷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南方的广西柳州等地，河里的鱼都冻死光了，而南方河鱼被冻死是十分罕见的。在宋朝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出现过，当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鱼皆冻死”。

这还不是明朝历史上最严重的雪灾，最严重的应该是风流天子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合，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学者又把17－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元1650－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月大雪并非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连降大雪，一般连续下40-60天不等，黄河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

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绥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