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新政”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介绍

庆历新政，是发生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宋仁宗推动范仲淹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但因限制大官僚大地主特权，实行时遇到强烈反对和阻挠，最终失败。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此次新政改革了吏治，提高了庆历年间的行政效率，改善了北宋的政治腐败。但减弱了吏治能力，使得北宋的社会问题更加严峻;同时，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背景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

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爆发了。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直接起因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

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

其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3]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

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