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西域”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对西部疆域的泛称,在司马迁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写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而熟悉西域多数是通过《汉书·西域传》中所得到的: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趁其有利之势,将西域纳入自己之管辖范围,并设置僮仆都尉加以管理。
至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对其进行有效管辖,这一举措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成为中原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后,各历代王朝都与西域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至清朝时,这种联系更加频繁。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乌兰布通之战后,西北边疆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战火不断,最终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从此天山南北统一,西域又纳入中国版图,乾隆一改历代王朝所沿用的西域为新疆。
从“西域”到“新疆”称谓之改变,并非乾隆一时兴起,也绝非偶然,而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根源。
1、乾隆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成熟
西域自汉朝归附中央,其后受历朝关注,凡有关中原王朝与新疆天山南北的军政管理情况,特意列《西域传》来阐释。
在正史《二十五史》中,诸多涉及到有关“西域”的记载,只是所叙范围之大小、详实罢了,这显然与一国国力之雄厚,有效之政策分不开。
自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唐代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并置羁縻府州,明置哈密卫作为中原与西域交往的窗口。清朝时,这一政治成分愈加浓厚。
首先,清朝在吸取元朝灭亡教训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早在顺治进中原取代明朝时就宣称:“以中原平定,朕诞登大位,我等与红缨蒙古素为一家,今应一统。”来表明自己代替明朝成为天下共主的事实。
经过康熙、雍正统治之后,到乾隆时期,政治上愈加成熟,而他采用的“严宽相济”治理方略,既是对康熙、雍正执政时期政策的继承,又是对其局部的调整。
其次,这一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加之东北、西南边疆地区经康熙、雍正二朝经营,处于稳定状态,唯独西北问题遗留在了乾隆时期,成为清朝的一块心病。
因此,乾隆时期,在尊其祖训的情况下极力强化权利,“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
可见乾隆在办事用人上,效仿祖先遗诏,凭借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对政策做出调整。“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
可见,当时的乾隆表现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成熟。他高瞻远瞩,将宽和严的行政手段灵活运用,他自己也说“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
后来,戴逸先生对乾隆做出恰当的评价:“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而在他收复天山南北时,因时而宜、与时俱进,改“西域”为“新疆”正是这种严和宽手段的体现。
2、近代国家版图意识的兴起
“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无疑是古人对于版图的理解,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疆域内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以及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性趋势。
中国地理环境整体上呈现统一性,各地区间地理上的区别,并未阻断其相互间的交流,这就使得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及边疆区域与国家统一、版图的大小紧紧联系在一起。
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国家在逐渐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中,“地域霸权”性质的政治性扩张成为证明国家拥有其领土的武器。
而奠定于清朝时期的中国版图,也同样受到外界强大力量的冲击,在掺杂了西方绘图技术的基础上,中国的制图学逐渐向国际化接轨。
在中国,历代帝王把拥有“天下”、实现“大统一”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康熙时期,模糊的“天下”观有了清晰的轮廓。受外部环境沙俄势力的影响,清王朝对周边疆域的关注上升。
沙俄对清朝边疆的侵扰,促使人口的大幅度流动,清朝控制的领域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形势。早在康熙时期,伴随着西方传教士东来以及康熙对西方科技的极大喜好,中俄双方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就已涉入到边界测量,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首次签订协议开始了。
西方测量学元素渗透其中,于五十七年(1718)绘成《皇舆全览图》。有史记载:“从来舆图地记,统统前后相沿,传闻附会,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我皇上……分命使臣,测量极度……天道地道,兼而有之。从来舆图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画形胜于几席之上。”
显然,这是中国在首测经纬的基础上绘制而成。同时,也实现了由统“面”的边疆观向“线”的边疆观的转变。到乾隆时,西北准噶尔内讧,其中一些部落相继投清。
二十年(1755),清朝抓住时机对西北用兵,并派人对所归附地区进行地理测量。相继有史料记载:三月,“西师报捷……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
五月,顺利取得伊犁,乾隆曰:“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二十一年(1756),清军再次收复伊犁,史曰:“自军营至伊犁,以抵哈萨克,率汉唐来匈奴西域地,其山川部落,前史类多舛误……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盛会也。”
可以看出,乾隆遵循康熙时期采用的办法,而《内府舆图》的问世无非是对《皇舆全览图》的补充。由于“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观念的表现物,因此各种现实因素、制图者的空间观、政治观及其与外界坏境的关系等都制约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
因此,康乾绘制的舆图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理念、空间观及世界观。
3、新的管理体制的制定
乾隆在统一天山南北时,将其新的政策注入其中,这就改变了原有“南农北牧”的局面,实现对西域的统一管理,极大的促进西域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乾隆时期“新疆”之词也广泛的用于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诸如:“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贵州安顺与镇宁附近一带和西域等几个地区为新疆”,除了上述地区还有当时的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也被称为“新疆”。
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西域连同四川、云南等省的一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都属于中国的旧疆。清朝时却命名曰“新疆”,这与乾隆收复这些地区并推行的“改土归流”制度有密切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乾隆顺历史之大潮流,阅世界之大形势,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国理念,改“西域”为“新疆”只是顺势所趋。
他派人测量疆域版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成《内府舆图》,恰恰就是在那一时期表现出的“严”的治国意识。
而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经康熙、雍正后,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局势缓和,唯独西北边疆成为这一时关注的焦点,这种形势之下,统治者的政治意识随之加强,极力将自己应有之物收入囊中,来维护其强大的中原王朝。
而这种自汉唐以来中国固有的领土,改“西域”为“新疆”,以新名代替,无疑是统治者政治意识、加强集权、实现一统、向内外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