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执政时颁布成文法、进行土地改革，孔子也对其十分赞赏
周灵王七年（前565年），公子发（子国）和公孙辄（子耳）入侵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不随声附和，子产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公子发愤怒地对他说：“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周灵王十八年（前554年）“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子产任郑国卿推行政治改革，从政一年，舆人诵“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过了三年，又诵“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执政期间实行了三大改革，即：为田洫、作丘赋、铸刑书。
“为田洫”即土地改革
“洫”即挖水沟。规定一夫耕田百亩，百亩之间的水沟称“沟”；百人耕种土地之间的水沟叫“洫”。水沟也是田之间的界线。这种田洫制不分贵贱阶层，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例外，这一改革限制了大量占田而不缴税的贵族特权和确立了庶民占有土地的合法地位。这一土地改革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为新兴的封建土地关系提供了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对后世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丘赋”即兵税改革
作丘赋就是按土地数量交纳兵税 ，这是一种向田地私有主征收军赋的税制。它一方面增加了军费，另一方面表明在承认土地私有的基础之上,使个体农民有作甲士的资格，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这一兵税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兵源,也增加了军费，大大增强了郑国的军事力量。
“铸刑书”强法制
“铸刑书”即：将法令条文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布法律条文。周景王九年（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首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最早公开公布的成文法。此后三十多年，晋国的赵鞅、荀寅又“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其后各诸侯国纷纷制定成文刑法。奴隶制法律的重要特点是残酷性和秘密性，所谓“五刑之属三千”只是少数奴隶主贵族秘密掌握，从而达到“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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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侨
在春秋时期，法律只是流通于上层贵族之间，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说，法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法的解释权就在于贵族，贵族解释法律时，往往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着想，压根不会考虑平民百姓，所以这种习惯法是不利于百姓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法律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不合理性，因为不公开的法律与新兴地主阶层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当地主阶级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之后，旧有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要求，所以他们就渴望政治上的权力，可是旧的法律阻止了他们，于是他们就要求修改法律。再者当时的礼已经分崩离析，法不再需要依靠礼了，而且贵族的地位并不是稳定的，人们对于贵族掌握权力早已经不满。所以说，子产铸刑书，晋铸刑鼎，都是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因为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要寻求更多的权利。
“铸刑书”的意义在于使用刑有法所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贵族们的横行不法。它比“刑不上大夫”的周礼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对后世的以法治国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对这件事，孔子却十分不满，孔子批评说：晋国只有遵守“唐叔之所受”的“法度”，才能统治其百姓，而“今弃是度也，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成文法的公布是对宗法礼制的冲击，作为维护奴隶社会秩序、坚持宗法制的孔子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子产为官清廉，施惠于人，在执政期间，既维护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贵族的特权，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子产的变革无疑是进步的法治理念，但是也打击了贵族权益，所以遭到很多贵族反对，其实历史上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是很高的，《论语》中孔子评价子产：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人遗爱也。’”
当然，最为世人称道的莫过于子产不毁乡校了。“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是周景王三年（前542年）发生的。当时是一个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老百姓相应地也喜欢谈论国政，郑国人同样如此，没事就聚集到乡校里谈论政治得失。所谓的乡校就是地方上的学校，它既是学习场所，又是游乐、议政的场所。“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就像之前周厉王弥谤、后来的商鞅变法一样，让人们不谈论国政。
“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为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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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子产的意思很明确，堵不如疏，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国家的安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且可以从百姓的口中获得一些建议，会考虑去改正，何乐而不为？后来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孔子大加赞叹。“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之所以盛赞子产，是因为孔子所主张的仁和礼，子产都执行得很不错。其仁体现为“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其礼表现为：“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子产是郑国贵族，执政二十多年，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孔子看来对子产很钦佩，对他的为官之道很赞赏，称其有君子之道，并给他总结出为官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上是孔子借树立正面典型，对为官执政者提出的四项要求。
的确，为官做宰者如果真正做到这些的话，一定上可忠君，下可安民，承上启下，使专制统治永久万年。而事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们，只有第二项在表面上做得好（阳奉阴违另当别论），至于第一项，更多“修养”出的是伪君子，至于第三四项，那几乎是与孔子所要求的反其道而行之，专制体制下为官做吏的日思夜想的是如何从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给老百姓什么好处，如何搜刮民脂民膏，如何使自己的官做得更高更长，哪里还有人想到老百姓的徭役捐税是不是合理，否则，也就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了。
所以，在专制体制下，对于老百姓来说，要求独裁者或少数统治者讲道德，无异于与虎谋皮，其效果已被千百年历朝历代的历史所证明。在专制国家，子产能做到这样，能开一个口子让老百姓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议论统治者，真是要很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老百姓的评论，是统治者所作所为的无情的镜子。统治者可以用高压手段迫使百姓保持沉默，却无法使人们不在心里估价，无法左右人心的向背。所以，沉默并不意味着顺从；相反，沉默中蕴含着可怕的力量。周厉王弥谤，诱发了国人暴动。“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而子产不毁乡校，让人们谈论国政，不仅没有危害到国家的政治，反而能为其执政提供一定的帮助，不仅得到了当时的孔子的赞同：“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也成为后世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