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六百年》| 史书上相似的“暴君”
司马迁说夏桀拒谏好贿，“武伤百姓”，桀的无道，绝非虚言。但是史传文献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鞭挞之词，则过多呈现出程式化、同质化、笼统化的特征。
如《尸子》中说：“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
《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引《缠子》：“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夏桀与商纣王的恶迹完全相同。
再如，夏桀有璇室、瑶台、象廊、玉床，都是用玉装饰的宫室、高台，用象牙装饰的走廊，用白玉打造的卧床。这些奢侈品也是商纣王的专利。还有桀打造酒池，池中可以行舟。糟丘长达十里，足够三千人畅饮。
《论衡·语增》也说商纣王的酒池可行船、糟丘堆十里，有夸张之嫌疑。桀、纣的恶行存在着惊人的雷同，绝非巧合，应该是古人为贬损暴君政治而刻意捏造的一系列罪状。
至于夏桀宠妃“妺喜好闻裂缯之声”，也与《御定渊鉴类函·布帛部》中所说的“周幽王后褒姒好裂帛”如出一辙，可信度极低。甚者移花接木，将商纣王的罪恶栽赃到夏桀的头上。
如发明炮烙之刑是商纣王时期的事，《符子》一书却将其记在夏桀的罪恶簿上，说“桀观炮烙于瑶台”。清代大学者马骕为此打抱不平，替桀辩白：“桀用炮烙未闻。”
而刘向《列女传》对夏桀荒淫成性进行了畅快淋漓的鞭挞，也是言过其实。《列女传》写作于汉成帝在位期间。彼时赵飞燕姐妹秽乱后宫，汉成帝酒色侵骨，朝政荒废，天下危机四伏。
刘向著《列女传》，意在劝诫汉成帝，希望他有所醒悟。因此，他对夏桀、商纣王等上古暴君的恶行，难免有夸大之词。
柏杨曾经在《皇后之死》中为妺喜辩诬洗白说：“施妺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情郎，为了宗族的生存，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
如此千篇一律，含混不清，甚至不惜栽赃、抹黑的证词，当然是没有公信力的。夏桀“暴君”恶名的产生，是有其文化根源的。
一是兴者必言亡者的罪恶，如此才能得到伐暴除恶之名，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更多民众的拥护，以巩固新生王朝的统治。这是朝代更迭的必然现象。成汤伐桀灭夏，也不例外。
二是先秦儒家理想层面上的需要。先秦儒家对上古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遵从自己的伦理观与价值观，存在一边倒的绝对化、理想化倾向。
将上古某位人物的善最大化，将他的恶最小化，甚至为尊者讳，隐其恶埋其毒，从而制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完美圣人。尧、舜、禹、成汤、周文王，莫不如此。与此同时，作为圣贤的对立面，暴君或恶人，如共工、夏桀、商纣王等，也应运而生。
来源：柯胜雨《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与青铜王朝的兴衰》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