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在七国之乱时战略思维保守，被汉军切断粮道故迅速灭亡
七国之乱的领军人物是吴王刘濞。在众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利用政策漏洞，开矿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生产盐，故而吴国富倾天下。当汉景帝下诏削去吴国三个郡中的豫章、会稽两郡，刘濞勃然大怒，遂联合楚、赵、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六国叛反。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吴国境内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很快，他便组建起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故而刘濞是比较得民心的。
吴国与楚国合兵后，发布告诸侯书，宣布晁错的罪状，以清君侧为名，公然与朝廷对抗。吴楚联手后，首先进攻梁国，在棘壁之战中，梁军不敌，伤亡数万人，被迫退守睢阳城。
面对七国突如其来的叛变，汉景帝措手不及。他的慌乱之中，为了平息事态，竟然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和平。一直鼓吹削藩的晁错一生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奔走，哪知最后落得个腰斩的下场。晁错之死，并没有让刘濞收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叛乱这一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刘濞不仅不投降，还打出“东帝”的旗号，与朝廷分庭抗礼。汉景帝白白牺牲了晁错，却颗粒无收，很失败。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于是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
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东进，出发前，他对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然而，梁国的局势已经危如累卵，频频向朝廷告急，请求救援。周亚夫不为所动，并没有救援梁国，而是屯兵于昌邑，按兵不动。汉景帝不得不下诏给周亚夫，要求立即解梁国之围。
奉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周亚夫，拒绝执行汉景帝的命令。他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昌邑挖深沟垒高墙，坚只是派轻骑兵部队袭击吴、楚叛军的后勤补给线。周亚夫的战略开始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数众多的吴、楚联军在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困难，饥荒蔓延。
吴王刘濞忧心忡忡，为扭转困局，他转而大举进攻周亚夫驻屯的昌邑。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叛军发动强攻，均被汉军击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攻频频受阻，又面临断粮的困境，不可一世的吴军终于露出疲态，刘濞不得不下令撤退。
耐心等待之后，战机终于出现了。周亚夫判断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果断下令追击。饥寒交加的吴、楚叛军全无斗志，撤退成了一场大溃败，损失兵力超过十万人。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自杀身亡。刘濞弃军而逃，逃到东越，被当地人诱杀，首级送到长安城。
七国之乱示意图
政府军能在三个月瓦解叛军，归功于周亚夫的深谋远虑。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主力；他一眼洞穿敌人弱点所在，人数虽众，补给线却太长，只要扼住其生命线，敌军可不战而溃。他截敌粮道，以逸待劳，仅仅一战便快刀斩乱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七国之乱”是关系到汉帝国命运的大会战。如果从民心向背来看，吴王刘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汉帝国刚刚经历文景之治，帝国臣民多数对朝廷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吴王刘濞统治吴国四十余年，根基很深，实行全免赋税的政策，吴国百姓也是得益匪浅，对吴王的起义是持有同情心理的。
在战争之初，叛军人多势众，优势明显，可惜的是，刘濞把一盘好好的棋给下坏了。刘濞年轻时曾跟随刘邦参加平定英布的战争，以作战勇猛而深得刘邦赏识。然而，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他的军事思想显得十分陈旧、保守。
刘濞
首先，吴、楚联军进攻思路简单，就是从东向西攻掠。吴国将军吴禄伯曾劝谏说：“兵聚屯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就是说，这种进攻思路，很容易被汉军所扼制。吴禄伯指出，应该要派出一路奇兵，沿江、淮而上，取淮南国、长沙国，出奇制胜，可是这个意见被刘濞否决了。
其次，吴军以步兵为主，而朝廷军则以车骑部队为主。步兵适合在山地作战，车骑部队适合在平原作战。吴国有位将军提议，吴军应该从大战略思想出发，不要逐城争夺，应该放弃沿途的城池，急速西进，控制洛阳、敖仓，凭借山河之险，阻止汉军车骑部队出关中，这样便可以号令东部中原各诸侯。这个提议，也被刘濞轻易否决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濞麾下不乏杰出的将领，他们都提出“以奇制胜”的战略主张，不要硬打硬拼，不要打持久的攻坚战，要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刘濞偏偏选择最笨的方法，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最下攻城”，最后城没攻下来，补给又给断了，进退两难，一战而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