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和反莽过程中需要利用的政治资源使刘秀继续沿用“汉”国号
所以，一个开国皇帝给自己朝代取名字，可不是想啥取啥、随心所欲，为了彰显法理性、正统性，大概有这么一套“明规则”。
第一类，如果开国皇帝原本就有爵位的话，基本都会继续沿用
比如刘邦，原本的头衔是“沛公”，后来被项羽分封为更高级别的“汉王”。虽然刘、项很快翻脸，但项羽作为公认的霸主，做出的册封还是挺有价值的，所以刘邦就跟“汉”这个封号打包，战胜项羽后顺其自然地把它当作国号；北周时期，柱国大将军杨忠被册封为随国公，后来这一爵位被儿子杨坚继承。因此，当杨坚篡周自立后，把国号定为“隋”（杨坚觉得“随”字里面有走之旁、不吉利，于是改为“隋”）；与之相似，李渊继承了家族的唐国公爵位，他占领长安、取代隋朝后，当然会把国号定为“唐”。
至于曹操、曹丕父子代汉前爵位是“魏王”，孙权曾受封“吴王”，司马昭父子是“晋王”，石勒曾被刘曜封为赵公，刘裕曾经进爵为宋王，萧道成曾任齐王......这种案例在历史上极为常见。
刘渊
第二类，扯虎皮做大旗，在过去的帝王、圣贤中给自己拉关系
八王之乱期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最终父子接力打垮了西晋。而在刚开始商定国号时，鉴于自己是当初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后裔（这也是他们改姓刘的依据），同时为了团结更多人反对司马氏，他决定以“汉”为国号，还供奉两汉历代帝王灵位，甚至连刘备、刘禅也没落下，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汉国（后改为赵）。
五代十国期间，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爵位虽然是晋王，但他们向来以恢复大唐为对抗后梁的旗帜，加上他们本为沙克族、被唐懿宗赐姓“李”，故而以唐为国号，史称后唐；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南吴权臣徐知诰篡位后，恢复了自己的原姓李、改名为李昪，甚至还自称是李恪的后裔，所以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第三类，根据所在地域，“挂靠”先秦诸侯
如果既没爵位、所在姓氏又没啥可以沾亲带故的前辈名人，那就只能借用龙兴之地/实际控制区域的古名了；一般来说，都会借用先秦时期的诸侯名，这种情况在十六国时期尤为常见。
如，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权，都会袭用当初威震天下的强大名号“秦”，氐族的前秦、羌人的后秦，以及陇西鲜卑乞伏氏的西秦；崛起于东北的慕容鲜卑，一定会以“燕”为国号，如前燕、后燕、南燕、北燕等；当初西汉在西北地区设置了凉州，到了十六国，这一区域出现了五个以“凉”为国号的政权，后世以时间及地域特点，把它们分别称为前、后、北、西、南凉。
拓跋鲜卑崛起于代地，曾被西晋封为代王，但当他们逐渐强大后感觉“代”这个地名太小了（代地在战国时只是赵国的一部分），于是借用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魏”为国号，史称北魏。
元朝疆域图
当然还有其他类型，比如元、明均取自《周易》中的句子：大哉乾元、大明终始；至于“清” 则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扫清廓清”，或者北方萨满教诸族所崇尚的青色，还有人认为是清/金转音。
可见，在元朝之前，国号的确定相当注重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这关系到政权的正统性。如果明白了这层逻辑，就会发现刘秀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他只能以第二类为参照标准；而且，这也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源。
早在王莽的居摄元年（6年），安众侯刘崇就曾经率领刘氏宗室举事，但当时人们对西汉晚期的整治腐败极为失望、对王莽反而抱有期待，因此兴复汉室的口号并不怎么有作用；但随着王莽改革失败，“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刘氏当复兴”之类的宗教性的政治谶言日渐抬头，“人心厌汉”逐渐变为“人心思汉”。
而刘秀本来是个热心于耕作的本分人，很大程度上是被兄长刘縯带上造反之路；作为汉室后裔，刘縯策动起义的宗旨其实早就明确，即“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把反王莽与兴汉室直接挂钩，政治目标极为鲜明。
在率领七八千舂陵子弟起兵后，刘氏兄弟又联合了绿林军的分支新市、平林兵，把这股强大的农民起义力量纳入兴复汉室的轨道。
昆阳之战形势图
在昆阳之战后，光复汉室的口号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各股起义军都拥立刘氏宗室为主：刘玄成了绿林军拥戴起来的“更始帝”，刘盆子则被赤眉军奉为天子。
客观而言，刘玄、刘盆子本身素质很差劲：一个当众说话就紧张，另一位就是个放牛娃。但起义军并不在乎，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姓刘的“汉天子”，这就是当时最为强大、足以号令天下的社会政治资源。
因此，当时的反莽战争本质上就是以诸刘为领导的汉朝复国战争，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正确”。而刘秀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太学生，对于如何利用这份政治资源驾轻就熟。他继承了兄长刘縯留下的政治资源，不仅高举兴汉的旗帜，而且在具体行动上落实的最为全面——进军洛阳时，他准备了全套的“汉官威仪”，以至于吏士“皆欢喜不自胜”、“由是识者皆属心焉”。这就是他比刘玄、刘盆子更精明的地方。
综上，无论是追溯血缘关系，还是承袭起事过程中所依赖的政治资源，刘秀只能以“汉”为国号，这对他百利而无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