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婚姻和家庭研究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达到了高度的整合，对于婚姻家庭制度的规范也走得更远。

一方面是通过教化来整顿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将《颜氏家训》大力推广，并表彰一些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家族，将其作为社会的典范，另外，还有许多书籍是关于女子教育的，尤其女性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着有《女则》十篇，宋若莘、宋若昭两姐妹入宫充任后宫妃嫔的教官，着有《女论语》，对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做了极其详尽的说明。

另一方面就是婚姻的立法，隋朝的《开皇律》中专门设有《户婚律》，《唐律》中也有《户婚律》，大致内容是几个：（1）家长主婚和丧期停娶，为了维护家长的尊严，父母、兄长或其他尊亲在婚姻问题上有绝对的权力。父母丧事期间，不能娶嫁，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2）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倘代法律规定两家一经决定缔结亲事，就必须定立“婚书”，只要婚书存在，不管是否成亲，婚姻关系得以确认，甚至还规定，如果没有婚书，只要接受了聘礼的，也承认其婚姻关系。（3）禁止近亲结婚，为了保证人口的质量，唐代法律禁止同姓为婚，也禁止有亲属关系的人之间通婚。（4）禁止重婚，不准有妻的另外娶妻。（5）肯定纳妾，唐律规定，家中的侍女如果被主人看中，并为主人生了孩子的，允许升为妾，不得刁难，妻如果50岁还没有生孩子的，妾可以升为妻。

有纳妾制度的被允许，在唐代的上层社会中，是不折不扣地推行着一夫一妻多妾制，而且，妾的数量越来越大，比如皇帝，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合起来共二十七人，是为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共八十一人，是为御妻；这些是有品级的，除了这些名正言顺的外，后宫之中的宫女还有无数，人数众多。因而白居易有诗：“三千宫女姻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唐代大量的诗歌是反映这种婚姻事实的，故有“宫怨诗”的体裁，其中还产生了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红叶题诗”一事就是有名的例子，据说中书舍人卢渥，在唐宫的溪水旁发现了一张题有诗的红叶，上面写着：“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一入深宫中，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于有情人”。卢渥感慨不已，将红叶珍藏起来，并到溪水的上游投下一片红叶寄语宫中人，不久，皇帝淘汰宫女，卢渥与放出的一名宫女结为夫妻，结果发现他们就是互寄红叶的人。当然这是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当时的红叶寄于流水而没有结果的占绝大部分：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君恩不尽东六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一叶题诗坐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和风取次行”。

除了皇帝之外，各级王公大臣的婚姻生活也是妻妾成群，据唐百官志记载，亲王可有孺人二人，另加媵十人，二品官可有媵八人，国公及三品官可六人，四品官可四人，五品官三人……。这种婚姻的局面造成了社会问题，那就是贵族家庭中怨女日多，而平民百姓则娶不到老婆，成为了旷夫。

唐朝是一个崇尚开放宽松的社会，家庭婚恋风俗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和解放。唐代女性可以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如到郊外、娱乐场所、市街等地，去野游、看戏、赏灯。每年春季，也可以和男人们一起到风光胜地踏青、尽兴游玩，杜甫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婚姻态度上，与后世的女性相比，也多了几分潇洒自在，少了几分封闭拘谨，这些在唐传奇中都有集中的体现，如《西厢记》的前身《莺莺传》，莺莺私结情好，将满腔情和爱奉献给张生。如《柳氏传》中的柳氏本为李生所宠幸的姬妾，她却属意于“羁滞贫甚”的才子韩翊。负气爱才的李生便将她嫁给了韩生。后来柳氏虽历经艰苦磨难，始终痴心不改，对爱情忠贞不渝。

在唐朝，再嫁是常有的事情，仅从唐代公主流行的改嫁之风就可以看出这种开放的社会潮流。唐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其中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玄宗女八，肃宗女一。更有意思的是在敦煌所发现的文书中竟然还有对女子再嫁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鬟，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