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落白江

围攻平壤的唐军撤退之后，在百济的唐军几乎到了坐困愁城的地步，所控制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座泗*城，完全达不到原本的以百济为基地对高丽实施两面夹击的目的，而且处境困难，很有可能全军覆没。面对如此情况，唐高宗下诏，让驻守百济的唐军入新罗，如果新罗王要求，则留下帮助新罗，如果不需要，就乘船回国。此时唐军的兵力是刘仁愿的万余人，加上新罗的七千留军，再有刘仁轨带来的王文度的数千余军，总体数量不过是两万多。兵力微薄，形势也不好，所以众将也都希望回国。可是刘仁轨却和众人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如果进了新罗，就凭这一万多的唐军，必将为人所制，到时候能不能回国就不是唐军说了算了。另外泗*城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状态，新罗的通道已经被切断，一旦出城，会有什么状况发生更是不好说。还有，攻灭百济并不是需要百济的土地，而是为了完成攻灭高丽的最终目标，一旦放弃泗*城，那么百济基本可以说复国成功，唐军的战略计划将完全破产，所以绝不能撤出泗*城；不但不能撤，而且还要主动出击，趁着百济上下都认为唐军要西归而松懈的时候，突袭百济复国军的城池，打几个胜仗，将士卒的士气调动起来，再向国内请求援兵。而且鬼室福信之前杀道琛的举动意味着百济复国军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唐军坚持下去，敌人必然会内讧，到时候就是唐军全面平定百济的机会。

刘仁轨以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把当时的形势看得极其透彻，于是在当时唐军的最高领导人刘仁愿的坚决支持下，唐军不但没有撤退，反而趁其不备，于龙朔二年（662）七月大举突袭，相继攻克克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福信等退守真岘城（今韩国大田），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逼近城边，领众人攀草而登，天亮前从敌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攻入城池，成功地占领了此城，唐军因此终于打通了通往新罗的运粮道路，自此再不是孤军，形势转眼间发生了变化。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又奏请增兵。高宗诏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莱、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诸州兵七千人，以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主将，增援百济。

而丢失了真岘城的百济复国军的内部果不出刘仁轨所料，矛盾越来越大，扶余丰依仗背后有日本撑腰，并不甘心回国只能做一个傀儡国王，而军中鬼室福信专权，迎回扶余丰不过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绝不想让扶余丰掌握实权。因此这两派矛盾越来越大，双方都在暗中策划，要置对方于死地。后来鬼室福信以退为进，装病不出，企图在扶余丰前来探病的时候一举将他擒杀。可是扶余丰事前得到消息，因此将计就计，调集亲信，掩杀鬼室福信，一场大火并下来，最后的胜利者是扶余丰。就事后分析，当时实力占优势的无疑是鬼室福信，可是他对扶余丰太过掉以轻心，以为他在日本数十年，在国内并没有根基，因此以为局势全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可是就在鬼室福信杀掉道琛的时候，道琛的部下对其心生不满，扶余丰无疑很好地团结了这部分人。而且扶余丰回国之时，不但有陪同护送的五千日本军，另外还有后来为扶余丰夺权的万余援军，袭杀福信之时这批日本军必定就是冲锋在前的主力。

鬼室福信一死，百济形势又是一变，虽然最后的胜利者是扶余丰，但是他在百济国内没有什么威信，百济复国军毕竟是鬼室福信一手打造的，鬼室福信一死，人人离心，内部立时就有不稳的迹象。扶余丰只能遣人再去日本，乞求援兵。

此时朝鲜半岛的形势可以说是日本的最佳介入时期，高丽方面被唐朝多次攻击，尤其最近的苏定方居然能引兵围攻平壤，昔日无比强大的、曾经大败日本军的高丽国已如风中残烛，居然也派出使节向日本求助，乞求日本出兵援助。而强大的唐军主力此时并没有留在百济境内，留在百济的不过是一旅偏师，不仅人数少，战斗力也大成问题，而且唐军此时已经被百济国内的反抗军所压制。至于新罗，本来就不是日本的对手，再加上三国之间这几年大打出手，国内也已经处于透支状态，再施加一点压力就会全面崩溃。日本只要出兵，就极有可能给高高在上的唐帝国以打击，将中国的势力驱逐出半岛，并借势收服半岛上的三国。所以日本国内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在朝鲜半岛大干一场。

齐明女皇七年（661），女皇和中大兄亲赴九州岛筑紫，预备亲征朝鲜。但因旅途劳累，当年七月女皇死于筑紫朝仓宫，因此出征朝鲜的计划只得延期实行。公元662年1月，日本决定以矢十万、丝五百斤、棉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支援百济的复国运动。除了支持大量物资之外，日本前后还派出了大量的援兵。

公元661年9月，扶余丰在五千日本军的护送下回国即位。

公元662年5月，大将军阿昙比逻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人数推算为万余人。

公元663年3月，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比逻夫臣、大宅臣镰柄，率两万七千人，直接在新罗登陆，攻下了沙鼻歧、奴江二城。

公元663年8月，日将庐原君臣率万余健几渡海增援。

四次援军总兵力达五万上下，已经是日本的举国精锐，由此，中日两国的第一场正面大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而唐朝方面，在九月份，孙仁师的七千援兵终于由海上到达百济，在击破了百济的锁江阻击部队后，与刘仁愿、刘仁轨会师，唐军总人数增至两万上下，士气大振。很有趣的是此战三位唐军主帅名字里面都有一个“仁”字。

唐军士气高涨，又得到了大批援军，于是就开始谋划总攻。在战前的作战会议中，诸将都提议先攻水陆要冲加林城（今韩国林川），但刘仁轨却认为加林城地势险峻，急攻则伤亡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因此，他主张先攻“群凶所聚”的巢穴――周留城，“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由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由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两军沿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相携而下，同赴周留城。

百济复国军方面当然不是木头人，眼见唐军大举进攻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扶余丰在唐军进攻不久就得到了唐军大举进攻的情报，正好此时日本又派了万人的援军渡海增援，扶余丰得到如此众多的日本军的援助，底气非常足，于是同样水陆并进，集合了手中所有的兵力，沿江而上，企图一举击溃唐军，收复百济全境。双方目标相反，但是行军路线却相当一致，于是双方反而在加林城附近的白江口相遇，来了一场水陆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