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展文化

魏晋时代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现代的文化巨人鲁迅称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步入了“自觉”。这一历史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时期，它毫无疑问地也包括晋武帝执政的20多年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澜先生还指出：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土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另外，这也与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司马氏的提倡有关。

司马氏家族本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教”，崇尚风雅，追求文化知识。司马懿以“博学洽闻”而在少年时代即知名于众。司马师“雅有风采”，与该时的文化名人夏侯玄、何晏等人齐名。司马昭的妻父，就是魏晋儒教两个主要流派之一的“王学”的代表人物王肃。王肃注解过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传》以及其父王朗所注的《易传》等，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支持下，被列于官学，成为当时的儒生必读之书。

司马懿的确在诛杀曹爽时同时捕杀了何晏、邓扬、丁谧、毕轨等儒士、名人，这就是史载的“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司马师则杀了当时名士中名望极高、与何晏同为领袖人物的夏侯玄。司马昭则杀了思想史、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嵇康。因此，后人多有认为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对文化人也采取高压以至杀戮政策，失却了道义。诸多文化人、儒士不愿合作，又处于高压之下，只得以“癫狂”态度处世，而嵇康等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而是反对司马氏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反对司马氏提倡的虚伪的名教，故而被杀，云云。这些说法当然有其道理。

但是，如果客观地看问题，司马懿不杀曹爽及其党羽，反过来就是他自己垮台；司马师不杀夏侯玄等，反过来就是他自己被废、被杀；司马昭之杀嵇康，主要是因为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不仅不合作，反而多有威胁、颠覆性的言行。难道历史上，古今中外曾有哪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能够坐视嵇康这类人而任其所为吗？情感不能代替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逻辑和你死我活的事实。

至于杀戮得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君主不是在平民百姓的白骨堆上，在鲜血淋淋的倾轧中，登上皇位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其实质是“吃人”。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不比曹氏父子本身在文化方面的许多建树，但他却尊重知识，力促文化发展的。加之他登上皇位以后，司马氏已不存在同其他政治集团的争斗问题了，因此他对文化人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多次下诏书，从各方面促进文化的发展，许多儒学大家，文学家，史学家及各种文化人才，都在他朝中居官。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就下诏任命庾敷、秦秀等19人为博士，以张华、刘实为太常之官，负责兴建太学和整理书籍，史书记有“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由于晋武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太学生有3000人之多。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七月，他下令营造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成就一件规模壮观的文化艺术品。

泰始四年六月（公元268年），晋武帝又在诏书中写道：“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晋之。”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提携之意。

泰始六年冬十一月，晋武帝亲临当时太学的教习场所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以示关怀和鼓励。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三月，他下诏说：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即司马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倡导宗室戚属学习文化、礼仪。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这种“国子学”大概相当于现今的“贵族学校”之类。

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有一个叫不准的人挖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得到漆写小篆古书十几万字的竹简。晋武帝下令收取，藏于秘府，显示了对文化古籍的重视。

晋武帝出身于儒学世家，自然对儒学投以关注。他在位期间，儒学得到发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人。他少年孤贫，博学而善于写文章，在音乐和声律方面亦有造诣。曾在曹魏时任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晋武帝为晋王太子时，即与傅玄关系密切，任傅玄为散骑常侍。晋武帝登位后，封他鹑觚子爵位，官至侍中、太仆、司隶校尉。

傅玄是当时一位卓有声望的儒学家，他向晋武帝上疏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武帝阅启下诏说：“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在肯定了傅玄的良好用心后，晋武帝接着指出：“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可见，晋武帝不仅赞同傅玄之见，还与其有所切磋。

傅玄除着有《傅子》外，还有文集百余卷传世。

《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共4部、6录，合140首，几十万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写就的内篇时评价说言辞丰富道理充实，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杨墨的偏颇，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说。唐朝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和观点。宋朝时，《傅子》一书内容散佚甚多，后经后代学者辑录，得以大体恢复姆·傅玄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易经》的元气说和阴阳关系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他强调人的作用，将其概括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注重事实，提出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而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接近减少失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