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佛教概说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统一后，形成了高度繁荣局面，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随即进入鼎盛时期。

隋唐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方针。隋文帝上台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他曾下诏令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鼓励民众出家为僧，组织学者翻译佛经，还设置了各级僧官管理僧尼事务。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未当上皇帝时，他曾请高僧智为自己授菩萨戒。进入李唐王朝后，虽然统治者假托道教老子为其祖先，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但是也不是一味袒护道教，他们也是十分重视佛教的，有意让儒、释、道三家在意识形态中保持平衡，并积极推动三教合一。李世民曾经这么认为，“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意思是从宗祖立朝的角度来讲，道教在先；若从社会宣传的效果来看，佛教更有力量，李世民的认识是唐朝大多数皇帝的基本认识，在他们看来，佛教和道教对于统治而言，有不可取的一面，但有可以利用的价值，可以借用来控制民众的意识和信仰。

唐太宗之后，佛教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武则天时期，更是利用佛教作为社会舆论的工具，美化自己上台的正统性，公元689年，在僧人怀义、法郎等人的炮制下，《大云经疏》出台，在此书中，武则天的篡夺政权被神化为弥勒（未来佛）下凡，应当做阎浮提王（人间君主）。武则天为了报答佛教对她的支持，下令在两京（长安、洛阳）及天下各州建造大云寺一座，寺中都要藏有《大云经》，并令法师升座讲解，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对当时的许多高僧给以极高的礼遇，如义净西行求法归来，武则天亲迎于洛阳城外，如北派禅宗的领袖神秀被请武则天入长安讲解佛法。武则天还亲自组织了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并亲自写序，支持法藏成立华严宗。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跌落下来，国运的衰微，佛教又可以成为精神的避难所，唐肃宗、代宗和德宗、宪宗均延续前代皇帝的政策，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使佛教发展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在隋唐帝王的崇佛行为，还有一种行为值得重视，那就是崇拜佛骨。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后若干年，借助神力，造就了84000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的指骨一节，按照唐代的通例，该塔每30年开启一次，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由于佛骨对于国运的特殊含义，唐代皇帝对开塔活动非常重视，对佛骨也相当关注，高宗时期，首次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奉，其后皇帝纷纷仿效，到唐王朝国运衰落之际，对这种象征尤为重视，唐宪宗派太监到法门寺迎来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到京城各寺让僧侣和民众礼拜，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由于国家对佛教的支持，国家设翻译馆或指定寺庙、或组织译场请人翻译，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代的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翻译家和中国沙门彦琮等人，共翻译了经论59部，262卷。唐代的翻译成绩更为可观，如玄奘译了75部，1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不空译出了104部，134卷；总计唐代翻译了佛教经典372部，2159卷，基本将印度大乘佛教的经籍翻译过来，佛教经典的翻译至此可谓是真正成熟。除了翻译之外，隋唐时期还对佛教经典进行了编目，成为以后佛教研究的可靠依据。

在隋唐佛教发展史上，佛教的国际性传播特别突出，国际性传播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国僧人继续西行求法，二是日本、朝鲜的僧人来华求法。

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中，留给后人最有印象的是“唐僧取经”，《西游记》中的一系列神奇故事，令人流连忘返。“唐僧取经”在历史上确有原型，只不过没有“小说家言”的所谓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而已。这个原型就是唐代的一批僧人，其中以玄奘为主。

玄奘（约公元600～664年），俗姓陈，本名，河南洛州缑氏县人（今河南偃师县），幼年因家贫随兄居住在河南洛阳净土寺，13岁时成为僧人，后因隋末农民起义而到过长安、成都、荆州、赵州、扬州，遍访名师，研究佛法，在此过程中，玄奘感到各地佛经的解释是不同的，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此时恰逢印度波颇蜜多罗来到唐土，在讲学过程中介绍了印度那烂陀寺的规模以及有关理论，玄奘就立下西游取经的志愿。开始申请并没有成功，贞观三年（629年），因北方灾荒，政府允许民众自行四处谋生，玄奘借机西行，从长安出发，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过新疆、中亚，历西域16国，行程数万里，进入印度北部，而后又经历十余国，辗转来到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的那烂陀寺，此时玄奘在西行的路上已经跋山涉水了4年多。

玄奘在那烂陀寺中师从一代宗师戒贤，经过5年的勤奋学习，玄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许多高僧的赞赏，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佛法修养，玄奘又在印度游学4年，最后回到那烂陀寺，应戒贤法师的嘱托，为众僧人主讲《唯识抉择论》，并沟通了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与瑜伽学派的理论，获得很高的学术地位，仅次于他的老师戒贤法师。

在那烂陀停留阶段，玄奘还与印度当时的佛教之外的各宗教展开了辩论，以全胜而告终，最后玄奘获得了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这是理论的最高权威，同时由于玄奘的渊博知识，精通经、律、论，又被称之为“三藏法师”。

玄奘西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在印度获得极高的地位，而是要将印度的佛教思想完整带回中国，公元645年他推脱了印度国王和学人的一再挽留，毅然东归回国，返回长安。玄奘的求法行为，一共是17年时间，经历了110个国家、地区，行程5万里，带回经典520夹，657部。

回到长安后，他的西行引起了唐太宗的注意，太宗要求他还俗从政，玄奘婉言谢绝，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之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佛经的翻译上，首先在长安承福寺主持，后来又在大慈恩寺主持，共翻译经书73部1335卷，还培养了一批学生。玄奘翻译的是那烂陀寺最盛时所传承的佛学理论，并且译笔严谨、质量很高，因此被后人称为了“新译”，实际上是翻译佛经的一个新时期。

隋唐时期外来中国学习佛法被称为“留学僧”。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到隋恢复邦交的同时，派十几名僧人前来学习佛法。据《日本书纪》记载，有名字可查的留学僧8人。进入唐代，日本向唐派遣使节16次（另有三次未成行）。几乎每次都有留学生、留学僧奉敕随遣唐使入唐，其中的留学僧、随从僧竟达105人，占全体人数的76%。日本留学僧一般被安置到鸿胪寺的四方馆，隋政府派着名学僧前来为他们讲授佛法，日本僧人主要学习中国最流行的大乘经典，如《涅经》、《大智度论》、《十地经论》、《般若经》等。

唐代因为佛教极度流行，各个佛教宗派展开积极的传法活动，此时来华的留学僧一般分散到京都和各地的大寺或各宗中心去投师求法。例如法相宗、华严宗的中心在东西两京，天台宗的中心在天台山，禅宗的中心多在江浙一带的大寺。日本留学僧往往周游各地名山大寺拜师问学。比较而言，隋朝来华的留学僧学习的时间较长，有的长达二三十年，而唐代的留学僧学习时间较短。留学僧有两种，一是学问僧，一般学习一二年，最多至五年；二是还学僧，后称请益僧，对佛学已经有所造诣，为在某一方面向中国学僧求教而来华的，在正常情况下应随遣唐使的船只回去。例如日本天台宗祖最澄和真言宗祖空海同时来华，但前者是还学僧，在中国仅8个月，而后者是留学僧，在华两年。日本留学僧到中国留学是需要受到朝廷的批准的，即所谓“奉敕”求法。他们回国后主要弘布佛法，把在中国搜寻到的佛经、佛像、法具等带回，把学到的经论、教义传授给弟子，并用新学到的佛法为皇室和国家的平安祈祷。日本佛教不像中国那样需要翻译佛经，而是直接运用汉译经典和中国的佛教着述。此外，留学僧还把从中国收集到的儒家经史、诗词、书法作品、文物、医药知识以至饮茶风习等带回日本。

隋唐时期，佛教传播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化步伐的加快，与中国整体文化融合程度加强，一般的佛教史学家，将这一时代的佛教分成了八宗，即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从各宗派的思想看，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明显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是在隋朝形成的，它是我国创立最早的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住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因而后世称之为天台宗，后人又因为该宗派的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所以也称为法华宗。根据该宗派的师承谱系，初祖上溯印度的龙树，二祖为北齐僧人慧文，三祖是慧思，四祖是智，以后是灌顶、智威、慧威、玄郎、湛然。

华严宗形成于武则天时期，创立者是法藏，因该宗派推崇《华严经》是佛法的最高经典，因而称之为“华严宗”，还因为创始人法藏被封为“贤首”和以“法界缘起”为宗旨被称为“贤首宗”和“法界宗”。华严宗的师承系列是杜顺（法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而得名。净土信仰在印度的佛教信仰中是判为“易行道”，认为是“伫弱怯劣，无有大心”之人的修行之道，但是这种修行之道却在中国成了极大气候，由唐代的善导创立成宗派，主要形式是每日口诵“阿弥陀佛”，以此可到西方极乐世界。强调修行不一定要通达佛经，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一心念佛。事实上，净土宗所信仰的阿弥陀佛与西方极乐世界，本质上和道教所向往的神仙、蓬莱仙境并没有大的区别。

在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中，以禅宗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特征结合得最为密切，也最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禅宗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同时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心性中佛性而又名为“佛心宗”。

“禅”这一名词在佛教中并不少见，“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鸠摩罗什译作“思惟修”，即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方法；玄奘译为“静虑”，即系念寂静而正审思虑。它是印度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方式，仅仅局限于内在的主观意识范围中的、用宁静深思的方法来改造和调整心灵的修行方法。修禅法门又有五种，即：安般、不净观、慈心观、思惟观、念佛法；在修禅的过程中，根据身心的不同感受（苦乐忧喜舍）和思维进展程度的深浅，将所达到的境界分为四等，即所谓“四禅”、“四静虑”或者“四色界定”。印度佛教将“禅”列入“三学”、“六度”和“八正道”之中，它要求修习者趺坐静思，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以此来控制自己的全部意识活动，认为这样就可以制约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物质的引诱，从而达到特定的宗教境界，实现去恶从善，由痴到智，由污染到清静的转变，实现具体的道德效用，或得出某种理论结果。实际上，当佛法于东汉时期初来中土时，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法虽然杂糅了中国神仙道术的呼吸吐纳成分，但从根本上看与印度禅法相关，不过这还不是禅宗。

禅宗之所以成为宗派，有它自身的佛理认识，那就是“以心传心”，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聚众说法，所谓的“说”法不过是拈花示众而已，众弟子不得其解，只有伽叶尊者默然领会，破颜微笑，于是释迦牟尼认为他得到了佛教真谛，宣布：“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伽叶”，“正法”指的是全体佛法，“眼藏”指的是能普照天地万物。实际上，这种“正法眼藏”在印度的佛教发展中是一笔糊涂账，我们只是在禅宗自己历史的回溯中知道它延伸到了第27代，即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告诉二十八代祖达摩，将“正法眼藏”传到中国，以普渡众生，并送偈诗一首：

“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

这首诗暗示着达摩将渡海东行（跨水），在广州登陆（逢羊），再到长江以北传法（渡江），在禅宗的历史记载中，达摩是完全按照预言行事的，上岸先到达金陵，拜见了崇佛的梁武帝，武帝当时做了许多有利于佛教的事情，于是问达摩这样可以积累多少功德，达摩的回答是一无功德，因为这些都是应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话不投机，达摩渡江北去，史称“一苇渡江”。达摩渡江后，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不过，所有的这些是禅宗形成后，禅僧们神化禅宗而虚构的故事。

真正的禅宗形成应当是这样的，达摩来到中国后，他在北魏境内传教，到过嵩山，但不可能有在少林的所谓面壁九年，因为当时达摩的新禅法与少林寺的禅法是根本不同的，面壁不是脸对着墙壁，而是佛理的比喻，认为众生本具佛性，只有心如壁立，摒除杂念，才可达到佛的境界。达摩以《楞伽经》为主传授佛法，后来又吸收《华严经》、《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形成了“佛即是心，心外即无佛”的世界观。达摩的这样的佛教思想与当时北方地区流传的各种佛法是不同的，因而受到了一定的抵制，一直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几代人经营，才逐步摆脱困境。

在禅宗的发展史上，弘忍传衣慧能的故事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慧能（公元638～713年），本姓卢，原籍河北范阳（今北京）人，父亲贬官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慧能出生不久父亲去世，家境贫寒，没有读书靠卖柴为生，据说，有一天他在集市上听人诵念《金刚经》，有所领悟，于是前往湖北黄梅冯茂山拜见五祖弘忍，要求学习佛法，最初，弘忍认为慧能没有给予特别的赏识，让他充当行者，在碓房中踏碓。8个月后，当弘忍以呈偈语的方式选择衣钵传人时，慧能却脱颖而出。弘忍当时召集门下弟子700，要求每人对佛法的理解作一偈语，以示他们修为的深浅。在众多弟子，弘忍的大弟子神秀，是公认的衣钵继承者，因此他在墙壁上题了一首偈语：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首偈语简洁地表达了佛教的传统世界观，世界万物都是由永恒的、绝对的“真如”派生的，但是世界万物的混乱使人的身心蒙受了无数的苦难，因此人们必须借助自己的毅力，净化自己，涅新生，神秀的四句话浓缩了“戒定慧”三阶段。

但是，慧能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不识字，无法题写偈语，便请人在神秀的偈语旁写上自己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

慧能所表达的思想是人人本来是佛，般若之智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不必经过繁杂的修习，只要当下一念就会实现。

弘忍认为慧能对佛法的理解超过了神秀，便将衣钵传授给他，并叮嘱他南下隐藏，时机成熟之际再行传法，于是慧能带着弘忍的衣钵回到岭南，在广东曹溪（今曲江县）隐居了15年。其后，慧能南下广州法性寺（今光寿寺），据说当时有两个僧人在辩论风幡，一说是风动，一说是幡动，慧能便插话，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二位僧人茅塞顿开，寺院主持宗印法师便请他到寺中谈论佛法，慧乘机出示了弘忍的衣钵，于是宗印为慧能剃度，正式出家。出家后，慧能回到曹溪，在宝林寺（今南华寺）正式开坛讲法，形成了南宗禅。

流传极为广泛的弘忍传衣之事是否真实已无从考据，但是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看，南宗禅是中国佛教的一次大变革，神秀沿袭的只是达摩以来的半是传统，半是革新的禅学，而慧能的是佛教彻底的改革，在禅宗的延续上大大超过了神秀的北宗禅，因此在禅宗发展史上六祖是慧能，而不是神秀。

南宗禅之所以超过北宗禅，其根本原因是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北宗禅，主张循序渐进，通过抑制身心活动，断除一切妄念，灭尽所有杂想，最后达到解脱。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强调渐修的禅法。慧能指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空，无所谓矛盾差别，因而也就不存在断恶去染的问题，因此，禅不应该拘泥外在形式，关键在于内心的体验和领悟，认为人是否成佛“尽其在我”。也就是说，“定”并不一定限于打坐，只要心神不散，坐卧住行都是“定”，都是修禅，“举手投足，皆是道场，是心是性，同归性海”。慧能将“顿悟”作为了成佛的根本，以此与神秀的“渐修”加以区别，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既为下层民众的学佛提供了方便，也迎合士大夫阶层的兰若谈禅、坐朝论事并举的心理需求。

南宗禅还提倡“佛法在世间”的思想，看重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或世俗社会中获得佛教真理，体悟到人的真正本质，不离开现实世界而成佛，禅宗在慧能后对出家修行实际已不是看得很重，把佛教的修行与人们日常的一般行为举止的界限进一步淡化了。显然，这禅宗获得巨大的社会生命力，并与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所谓“入世”打通。

胡适曾言：“禅宗是一种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佛教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革新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这场“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在六祖慧能那里得到了最彻底的实现。

慧能的门人很多，最着名的有怀让、行思、神会等人，其中神会北上河南宣传慧能禅法，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举行大会，评定南北禅宗的是非，指出神秀系的禅宗没有继承弘忍的思想，不是正统，而慧能对弘忍的思想发扬光大，才是正统，经过论辩之后，南宗禅的势力大增，北宗禅的影响逐渐衰落，南宗禅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