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用人之策与政治斗争的“悲喜剧”
用人之策历来为古今为政之人所重视，“夫尚贤，政之本也”。可以说，如何用人是政治斗争中成功与否的关键。显赫与悲凉，喜剧与悲剧，只不过是世间轮回生灭的一幕，逃不过的是命运天意的安排。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不管是仁义礼忠的儒家文化，还是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都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任官唯贤才”，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对人才的重视，对任才举贤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每一个精辟的观点能够穿越几千年而依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黄金累千，岂如一贤之重唐太宗重视人才，但他并不滥用官吏，相反，他一直坚持“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用人方针。
他认为用人得当是最关键的，就算是官员数量少，只要得人，照样可以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如果任用无能之辈，人再多也只能人浮于事，相互推诿，毫无效率。因此，他也实行过精兵简政的政策，曾经调整全国行政区划，以减少不必要的官员，并且削减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否定了吏部提出的内阁编制七千余人的奏议，命“精官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太宗还下令在规定数额之外“超编”官员一名者，主管官员要杖刑一百，超出十名要受两年徒刑。唐太宗注意让官吏各司其职，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他派御史“训察百官”，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员每日出勤要“点检”，就相当于今天的签到，一次点检不到的就要被笞刑十下。各级官员经办事项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的诏书一旦确定下来，必须当日颁行，不得“稽缓”，违者受罚。结果不但没有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唐太宗也注重官吏的年轻化建设，积极完善退休机制，鼓励年老体弱的官员退位让贤，给干练的年轻官吏锻炼的机会。地方行政机构也予以裁并，因山川形势之便，分全国为十道。同时，为了改善地方行政管理，他亲自考察各个地方官的经历，两次派遣专使到全国巡视考察地方行政。
唐太宗特别善于听取大臣的劝谏。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
唐太宗不仅善于纳谏，还主动引导大臣评论朝政，采取多种方式让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唐太宗也经常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或者组织大臣进行辩论，从而听取正确的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唐太宗还从制度入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样一来，谏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内幕，政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出，三省长官也就不敢谎报政绩，而史官可以更好地记录皇帝和大臣的言行，撰写史书，起到监督作用。
唐太宗用人注重德才兼备。他公开宣布：“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他曾经对魏徵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徵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唐太宗的看法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为了争夺天下，当然可以放手使用人才，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而当天下统一，国家太平的时候，在选用人上就要注重德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生产，安定百姓，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用人要才行兼备这一点上，唐太宗对许敬宗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敬宗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府中幕僚，非常有文才，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叹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按照功绩授予官爵。他大封功臣的时候，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与长孙无忌等五人列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封一千三百户。一些皇亲国戚，因为没有进入一等功臣之列，而口出怨言，以为房玄龄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其中唐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闹得最凶。对此，唐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并且指责李神通说：你虽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你虽是皇族贵戚，但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屠杀有功将领，常对高祖心怀不满。但是你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现在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赏罚两种而已，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二人听罢，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表示悔过自新，争功风波也自然得到平息。唐太宗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和礼遇，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体现了唐太宗对人才一视同仁的胸怀。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他的用人自有一套。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复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
女皇纳才非等闲人才是安邦治国之本，所以武则天称帝后，高度重视选拔人才，并且规定了很多选任的办法。如人可毛遂自荐，创立了“自举”制度。规定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吏和百姓都可以毛遂自荐，根据自己的才能要求升官或做某官；设立试官。下令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先让其试着担任一定的官职，然后根据表现提拔重用或罢免；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广泛搜罗人才，并且开创了殿试制度，亲自考核贡生，量才录取。为了防止舞弊，她发明了糊名制度，使评卷人看不到答题人的名字，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依然沿用。另外，她还开设南选，专门给岭南等边远地方的人一个当官的机会。据有人统计，武则天的时候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唐太宗时期的两倍以上。科举制度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各级衙门任职。